【摘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具有独特的社会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通过对小说叙述伦理的分析,可以解读其艺术价值的形成机制。《城南旧事》采用了特殊的叙述视角与不可靠叙述策略,但其叙述的不可靠又与读者的伦理阅读相契合,因而具有了非凡的审美意蕴。
    【关键词】城南旧事；儿童视角；叙述伦理；不可靠叙述；伦理阅读；
    
    《城南旧事》以其丰富而独特的社会教育意义与审美价值在台湾当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程国君认为《城南旧事》的儿童视角和童年经验创造了一种颇似童话的文体，它体现出了女性叙事倾向于采用投入故事和凸显女性“声音”的叙事策略;王玥指出儿童话语系统与成人系统的交织、儿童叙述者与隐含作者声音的共存，使《城南旧事》中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复调特征。以上分析无疑给人启发，但他们都忽略了儿童视角所带来的叙述上的不可靠以及叙述视角转换时带来的多个叙述层面，而这些都是小说艺术价值形成的重要机制。因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城南旧事》的独特叙事视角以及不可靠叙述策略，并根据读者对小说不可靠叙述的“信任”，将研究视角拓展到读者阅读层面，从叙述伦理①角度对此文本进行观照。
    一、叙述视角的独特
    选择《城南旧事》采用儿童视角，即“以儿童的眼光去看世界，通过孩子的别一种眼光观察与透视，揭示为成人世界所难以体察或忽略的生存景观”。由于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有着诸多差异，单靠儿童的眼光难以呈现结构完整的故事;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体现儿童世界的纯真善良，小说中出现了多次视角转换。儿童叙述者与成人叙述者之间的不断对话与碰撞，使小说在局部上呈现了“二度叙事”的独特效果。“二度叙事”是指叙述者暂时将话语权让给小说中其他人物，自己退出显在叙述层次。热奈特指出这一叙事策略由两个叙述层次构成:“第一叙事的叙述主体是故事外主体，而第二叙事(元故事)则为故事主体。”按照他的定义，那么英子所讲述的事件便是元故事事件，而小说呈现了三个相关层面:首先是内部层面，是由英子叙述的，从英子的眼光出发的、发生在她周围的故事，可称为英子的故事;其次是中间层面，是由故事内人物叙述的，表现在视角转换时，英子所听到的他人(宋妈与换洋火的老婆子等)叙述的故事;最后是外部层面，即林海音作为隐含作者所建构和构想的层面，可称为作者的故事层面。但是这三个故事层面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小说意义交流更为丰富。与一般的叙述者完全让位不同，《城南旧事》中的二度叙事十分巧妙与隐晦，英子并没有明显地退出第一叙述层次，这与小说的自传性质不无关系。
    在《惠安馆传奇》中:“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在这一段叙述中，作者用一个“听”字巧妙地转换了视角，从显在层面看仍然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是英子的偷听与叙述，但从隐在层面看已经转换为宋妈与换洋火的老婆子的视角了。因此这段叙述并非是儿童眼光，而是成人在讲述秀贞与思康过去的故事，如此设计不仅可以使小说情节连贯完整，还可以更好地表现隐含作者的意图:将宋妈、换洋火的老婆子等成人对秀贞的冷漠和英子对秀贞的友善作对比，突出了成人被成人误解的悲哀以及儿童世界的纯真自然。这段叙述最后又以宋妈发现我的偷听而重新回到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视角的设计高妙、转换自然。在《兰姨娘》中，兰姨娘身世的交代也是通过将英子的视角转换成妈妈和兰姨娘的视角而完成的。《城南旧事》所选择的独特叙述视角，使得小说局部产生了二度叙事特征。于是一部以儿童视点叙述的文本被隐在的成人叙述者影响着，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的艺术接受能力来实现文学审美的可感性。
    二、不可靠叙述的呈现
    通过对叙事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小说有意识地将文本世界中的儿童眼光与事实观点(成人眼光)区分开来，甚至是对立起来。思念成痴的秀贞、身世凄惨的兰姨娘、痛失儿女的宋妈等人物的悲剧正是作者对于成人世界的同情与悲悯，而大量的英子内心独白与具有倾向性的外貌描写，也很容易引导读者将文本世界中描写的内容(英子与秀贞、小偷交往等)与事实(人们唯恐避疯子和小偷不及)作比较。这样的文本缝隙恰好契合了小说所运用的不可靠叙述策略。
    首先，《城南旧事》采用了第一人称的限制性视角，只能限于英子的所见所闻所感，叙述往往较为主观。在《惠安馆传奇》中，英子认为秀贞“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可实际上秀贞是一个为情所伤的痴人;在《我们看海去》中，英子认为小偷是可以结交的，他偷东西是为了供弟弟念书，这显然与事实相悖，是事实与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因此，通过“我”的眼光来评价人物是不可靠的。
    其次，叙述者的经验结构低于一般的社会认可标准，往往会导致不可靠叙述，作者对情节的留白与笔调的隐晦使小说产生了悬念，也导致叙述的可靠性降低。英子帮秀贞找到女儿，并偷了妈妈的金手镯给她们做盘缠去找思康，就在她们走后，英子在雨地里晕了过去，“我一点力气没有了，我倒下去，倒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送给妞儿的手表是如何回到英子身边的?金镯子又是如何回到妈妈手上的?秀贞和妞儿的命运如何……这些小说中都未提及，使得英子昏迷前的情节显得不够真实，文本的缝隙只能依靠读者自己补充。
    最后，故事的叙述实际上是林海音对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但林海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已经是成人眼光，时代与历史负累积淀的文化乡愁与情结等感情倾向，会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回忆当中。她在《冬阳·童年·骆驼队》中曾写道:“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因此，英子(林海英)从现在的角度追忆过去的眼光与她处于事件发生状态时的眼光———“可以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或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从而造成叙述的不可靠。比如，英子在《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中的叹惋所体现出的椎心泣血的痛惜与忧伤，和叙述者的经验结构并不相符，叙述者隐隐约约表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显然也是经过后期理性处理了的眼光。小说采用不可靠叙述的策略，展示出叙述的不稳定性的同时，又增强了小说的叙述张力，因而使小说具有了深厚的意蕴。
    三、伦理阅读的解释
    独特的叙述视角与叙述的不可靠性，是小说重要的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但从接受美学角度而言，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没有读者接受这一维度，那么它只不过是物理存在罢了。作品的艺术性不仅取决于作品的构造方式，也取决于读者的感受与接受情况。因此，艺术价值的最终实现与读者的伦理阅读是息息相关的。韦恩·布斯(Wayne．C．Booth)在《小说伦理学》中将叙事的“隐含作者”与我们生活中的伴侣相比，认为作为读者应该对作者/叙事担负责任。读者不应该急于对叙事作品作出伦理判断，而应该敞开心扉，去了解作者给了我们怎样的“友谊”，认定“读者正确理解作者”为阅读的最高伦理准则。布斯强调了读者与作者的“沟通”，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读者伦理阅读的分析，可以阐释不可靠叙述变得“可靠”的合理性。
    《城南旧事》采用了不可靠叙述的策略，但是读者对小说不可靠的叙述却是信任的，因为小说的叙述符合读者的价值观与伦理思考。小说中的秀贞、宋妈、兰姨娘、妈妈等女性无疑是在成人世界中受到伤害的对象，而英子的伦理位置显然站在充满伤害的成人世界的对立面，其感知不可靠的根源在于经验结构低下，在于没有经历种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因而她的一些幼稚的言语与行为曲折地表达了隐含作者对于成人世界的同情与悲悯，而这恰恰符合了一般读者的伦理观。除了隐含作者所表达的意旨符合读者的价值观和伦理思考外，人们天性中的儿童情结与对真善美的追求，也驱使读者去相信这不可靠的叙述。比如英子发现了妞儿的身世秘密，慷慨地帮助秀贞母女寻找家人，而宋妈和妈妈却认为秀贞拐骗了妞儿和英子。可见成人世界有太多的丑陋、荒谬，成人的眼光是带有偏见、受俗世束缚的;而儿童世界纯洁自然、有真正的美，儿童的眼光是清澈干净、不被蒙尘的。童心探照出了疯子、小偷身上被掩藏的人性光辉，而人性本善，每个人对人性的光辉都是不忍拒绝的。换言之，童年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阶段，童年记忆会在人格中埋下浓重的心理潜影，对童年的依恋在心中堆积便会使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多少会渗透早年的童年经历。童年情结使时空交错扩展，让读者自觉地靠近英子的认知结构，而不是排斥她的叙述。
    总而言之，在《城南旧事》的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情感、阅读经验以及伦理观与作者的伦理观是同构的，甚至心理期待与小说情节走向也是暗合的，于是便受到审美感觉的刺激而获得了艺术享受。不可靠的叙述自然变成“可靠”的叙述了。
    ［注释］
①“叙事伦理”是在承认叙事是一种交流行为的前提下，用来指称作者和读者在叙事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伦理交流行为。
    ［参考文献］
［1］程国君．“你的想法更美些”———论《城南旧事》的叙事艺术［J］．江汉论坛，2006，(12):135－136．
［2］王玥．纯真无邪的童心视界———论《城南旧事》的儿童视角叙述策略［J］．名作欣赏，2008，(22):49．
［3］刘秀珍．儿童视角观照下《城南旧事》与《呼兰河传》的书写［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2):334．
［4］［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59．
［5］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51．
［6］唐伟胜．叙事伦理:故事、话语与阅读［J］．书评(中国版)，2010，(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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