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孔子学院建立的时代背景、建立的原因、及孔子学院在建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对于我国目前大学英语教学进行了反思。笔者认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一位中国人的责任,更是中国大学生的责任,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不仅能够解决孔子学院建立中所产生诸如管理问题、师资缺乏、资金短缺等问题,而且也符合新形势下国家发展战略。
    【关键词】孔子学院；大学英语教学；质疑；反思；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世界渴望了解中国，中国也希望把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传播给世界，同时有力回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为阻挠中国崛起所抛出的“中国威胁论”，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政府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能够代表中国和谐思想的儒家文化的孔子学院。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孔子学院最能代表儒家思想。孔子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化开始正式走出去。但是由于准备不够充足，发展过快，以及耗资过大，引起了各方面的质疑。这些问题引起了笔者作为大学英语教学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教师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反思，笔者认为，通过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孔子学院建立中的很多问题一定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1.孔子学院建立
    1.1孔子学院建立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21世纪初在经济上强势崛起后，就成为世界瞩目的舆论高地。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理念，宣传自己的善意的形象，对外输出自己的语言、文化、价值观重要性，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提高中国竞争力。中国政府在借鉴德国开办的歌德学院，和西班牙开办的塞万提斯学院的基础上，开办了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子学院。
    1.2开办孔子学院的原因
    1.2.1孔子学院的建立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推动文化改革是中国新形式下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提出培养全民族的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部分指出:“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2.2孔子思想符合国家和平发展理念
    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文化，最能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思想，也最为世界接收和认可。在1993年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各大宗教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世界宗教伦理宣传》之中，并确定为人类文明的首要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总部大楼挂着大型横幅：“四海之类皆兄弟也”。孔子思想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大大地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和日本宗教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前世界问题的谈话中讲到：未来属于中国。
    汤恩比认为：西方文明无法引领未来，要解决二十一世纪世界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只有中国的儒家文化才能化解这一灾难，他认为中国人推己置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深信因果的文化一定能给世界带来安定。中国适时建立孔子学院，向世界传达孔子思想，以期建立一个期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2.孔子学院建立所面临的问题孔子学院建立十年来，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为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跟孔子学院建立的真正目的以及孔子学院的所应担起的责任却相差甚远。由于孔子学院的快速扩张，孔子学院在建立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管理问题，经费问题，师资和教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同时引起了许多人的质疑。
    自从2004年在韩国建立第一个孔子学院以来，中国政府已在全球121个国家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根据计划，到2020年，孔子学院将走进800个世界大型城市落户，将完成全球布局。据汉办的官方网数据，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建设费用高达15万美元，每个孔子学堂6万美元。孔子学院的现状跟我们建立孔子学院的目的大相径庭。我们是不是对于我们自己教育该进行反思呢？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又了解得如何呢？
    3.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
    要想改变中国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现状不须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入手。
    3.1修改英语教学大纲
    英语教学大纲是指导大学英语教学纲领性文件.无论是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和非英语专业教学大纲都应该修改。都应该把能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学习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列为课程要求。在已有的教学大纲中只是强调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最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表现为强调的是用英语表达西方文化的能力。许朝阳(2009)认为:”在新的大纲中,首先应该列出中国学生必须掌握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基础词汇与短语、习俗文化、交际文化以及人文道德价值观文化的英文表达。这样的教学大纲才能培养出学生双文化知识基础的能力”。
    3.2重新编写大学英语教材
    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于2014年1月29日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走进教堂。说明中国教育部已经认识到了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中国英语教材内容基本上都是介绍西方文化、社会、历史、人文及科技文章。以现在全国公共大学英语精读使用的教材为例，基本上使用的是《新编大学英语》。刘可红等对于该教材进行了计量研究，研究表明，精读文章中美国文化的文章高达78%，阅读材料中美国文章比例为52%，我国各类英语教材几乎都是介绍外国文化，几乎没有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这些统计仅仅涉及美国文章还不包括其他英语国。
    3.3改变考试方式
    “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起着检验教学效果、提供反馈信息的作用，还在整体上引导和调控着整个教学进程”。教学评价过程往往借助于教学测试来实现和完成。冯巧娥（2014）众所周知，中国大学入学考试是全国中小学英语教学的指挥棒。而大学四六级考试是大学英语教学的指挥棒。自从英语在高考中的分值和语文数学一样以来，英语语言和西方文化在中国引起了追捧，很多家长甚至认为英语比语文和数学更好得分，他们把大量的钱财投入到在孩子的英语学习上，这种现象从中国各地开办的英语班的火热就能得到证明。大学英语教学四六级考试也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这种考试的结果，教师全民学习英语和西方文化。
    4.大学英语教学的觉醒
    南京大学教授从丛早在2000年十月的光明日报上就指出，我国英语教学存在着严重缺陷，就是“中国文化失语”，也就是说大学英语教学过分强调西方文化，而没有重视中国文化，清华大学张为民等（2002）最早对于“中国文化失语”进行实证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的宋伊雯、肖龙福等着重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学生及大学英语教师的中国文化知识掌握情况、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及其对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和对改进这一状况的期望等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现阶段本科院校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较好，但欠缺用英语表达的能力，而大学英语教师在一部分中国文化知识的翻译上也略显不足。
    多年来，一直有学者对于大学英语教学缺少中国传统文化有所质疑。但是从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来看，尤其是孔子学院建立的过程中，师资严重缺乏的现象，说明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从两个方面说明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一是2013年12月国家对于全国大学英语司机考试做了重大调整，调整了试卷结构和试卷类型，翻译内容由校园、经济、艺术，改为校园、金融儒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世界遗产，经济学原理、社会发展学等，把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已经彰显无疑。同时2015年的高考，国家也做了大量调整，许多省份，英语的高考比重已经下降。以北京为例，在2015年的高考中，语文150，数学150，英语100分。很多省份高考是已经不再考英语，只是作为选拔性考试。
    5.大学英语教学里输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许朝阳（2009）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的世界已经到来。由于汉语还没有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所以传播中国文化必须是英语加汉语。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力融入传统文化复合现阶段时代的要求。
    6.结语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首先是文化的强盛。一个不坚持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民族是不受人尊敬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民族。犹太人虽少，却从来不会丢失自己的信仰，不被强势的基督教同化。反观某些炎黄子孙，国家落后就骂祖宗，学习外国就骂传统，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的自信心必须从学生抓起，从大学英语教学课堂抓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缺失的现象和孔子学院建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作者作为一个大学英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禁不住忧心如焚。本文作者通过孔子学院建立的目的和出现的问题，对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做了反思，希望以微薄之力，引起有关部门和英语学人重视，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入手，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中，使中国学生热爱和尊重自己的文化，培养他们成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为孔子学院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2］张为民,朱红梅.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1)(增刊):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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