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党领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执政根基不断夯实巩固的历史，更是经历“三起两落”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当前构建党内良性政治生态，就必须从规律探寻、制度设计及实践导向三个层面寻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着力点，做到“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传统与创新实践相结合、强化党性修养与监督机制常态化相结合、顶层系统设计与问题意识导向相结合”。
关键词：党内政治生活；良性政治生态；历史脉络；路径指向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21 — 03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和关键所在。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这为我们党净化政治生态、科学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提供切入点和具体途径。本文在重新审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构建的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源流及历史考察为基点，对如何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构建良性政治生态做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
（一）理论视角：内涵层面的逻辑探寻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党内政治生活”的提法最早出自列宁的《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一文。从我党文献资料来看，最早使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是蔡和森，最早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命题并应用于党的建设的是毛泽东，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2〕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党内政治生活内涵有不同解读，但大家基本认为党内政治生活不同于“党的生活”以及“党的民主生活”，它是对其组织及其成员严格要求坚持和履行“党性”的一种行为规范和政治运行，是党为实现政治路线而采取的对自身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政治行为。
正因为党内政治生活具有“政治性”的特殊职能，因而它不仅仅是对党组织及其成员的一种行为规范，而且还是围绕国家政权或社会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教育、管理、监督、服务”等各种权力分配活动。因此，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直接牵涉党内公共生活以及党内权力和权威能否顺利实现。在政治生态中，执政党的党风与政风及社会风气构成不同层次的生态圈，而党内政治生活处在核心地位，开展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能够在客观上起到净化政治生态之效能。同时，严肃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之塑造，总体上离不开良性健康的政治生态的滋养和维护。净化政治生态本质上是唤醒广大党员“党性”自觉的系统工程，规范党内政治权力的正常运行。由此可见，党内政治生活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物，健康良性的政治生態是党内政治生活走向规范化常态化的外部条件和环境氛围，而规范化严肃性的党内政治生活只有在良性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中才能得以存在和展开。净化政治生态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相互包含、相互促进，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和一致性，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净化政治生态的基础和内在要求。
（二）实践维度：“三起两落”的历史脉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其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党领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执政根基不断夯实巩固的历史，更是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三起两落”历程。
“一起”是从1921年党的成立开始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是开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阶段，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制度以及党员权利义务等得到初步确定。尤其是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源头，是第一次比较典型的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的实践，开创“思想建党”的先河。“二起”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到1957年之前，党内政治生活全面展开，政治规范进一步形成。1942年的延安整风是第二次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的生动实践，开创了“作风兴党”新局面。“三起”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得到恢复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在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和实效性进行有益探索，“1980 年准则”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在不同场合论述就达30多次，从出台八项规定到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从严管党治党、从严立规立纪、从严依规依纪、从严执规执纪，十八大以来每一项措施都剑指党内政治生活的突出问题，这是第三次比较典型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的伟大实践，开创了“制度治党”的新辉煌。“一落”是从1927年大革命后期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党内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导致红军在军事上惨遭失败。“二落”是从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内政治生活逐渐变得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断和个人集权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
实践证明，党内政治生活状况与党的生命息息相关，是全党的‘风向标’。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就会不断发展壮大，从而能完成不同阶段的革命任务；反之，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中共建党以来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与实践为当今构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启示，要从思想、作风、制度三个层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增强党的生机活力、保证完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发挥重要作用。
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路径指向
基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艰巨任务，习总书记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方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他指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3〕，为此我们“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政治生态的关键举措，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并使之在现实中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是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一）规律探寻：坚持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传统与创新实践相结合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异化风险可以说时刻存在，面对的威胁和考验有增无减。在革命年代，为了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奋斗目标，我们党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保持党的战斗力和防范政治生态恶化的重要手段。从古田会议的思想建党到延安整风的作风兴党，通过坚定党员理想信念，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规矩，实现了从一个小农思想和小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党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如古田会议在会前和会中都充分发扬民主，包括毛泽东在內的领导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8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并分析各种错误倾向产生的思想根源，在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基础上，从制度和政策两个方面纠正盲动行为。而延安整风则是突出抓好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党内法规建设，建立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克服本领恐慌的学习制度，严格党的各级组织工作规则和纪律维护党的权威和集中领导，把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标准，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化对党内和公务人员的监督，实施党内巡视和监察制度。这两次典型意义上的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生动实践为今后从严治党提供值得借鉴的基本原则和实践方向。
当前，我们党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而努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唤醒党员的党性意识和规范权力运用显得更为迫切和现实。然而，党内政治生活是动态的过程，面临的问题牵涉多种因素，与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国内外环境变化以及党自身发展建设和任务密切相关。因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一定要做到牢牢把握与时俱进的党的建设基本规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遵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党内民主以及党章党纪党规要求等方面要关照现实，随时呼应人民关切、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民、务实、清廉，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以实际行动和扎实作风取信于民服务人民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要求。
（二）制度设计：坚持强化党性修养与监督机制常态化相结合
“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属性。它是一个政党世界观、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5〕“共产党员不断增强党性修养，既是改造客观世界、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需要，也是改造主观世界、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需要”。〔6〕加强党性修养就是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章党纪党规，把立德、修德、践德作为终身课题。为此，我们要加强政党先进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正确掌握党员情感信仰与理性认识的张力关系，通过政党文化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塑造和培养优秀党员，通过优秀党员的行为品质在实践中固化民众对政党文化的正当性认同。在实践中要把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体会、理念宣传和政策宣讲、强化先进典型和榜样带头作用、创新搞活政治教育方式等作为提升党员党性自觉的途径，通过厚植政党文化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精神滋养，从而抵制落后的专制主义文化、宗法性文化、圈子文化以及人治传统等非制度化行为的侵蚀。
强化监督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底线保障。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就要发挥制度体系的综合集成效应，因时创新党内制度体系，加强党纪国法的有效衔接，重点是运用多种形式、借助多种渠道实现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常态化，使《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的“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真正落到实处。同时，我们要实现党内监督与大众监督的深度结合，确保传统监督与新型监督模式并举，建立健全打击非制度化行为的协同治理机制，尤其对高级领导干部以及各级政府“一把手”的监督内容一定要具体化、明确化、机制化。
（三）实践导向：坚持顶层系统设计与问题意识导向相结合
党内政治生活是政党内部常态化、系统化的互动方式和关系状态，是由主体（党组织和党员）、客体（党内关系）、内容（党员干部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实践）、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环境（历史文化环境、物质环境、思想环境、国际环境等）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和系统，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必须围绕心理、载体、主体责任、制度、权力配置以及防范错误倾向等方面坚持全面规划和系统思考，在整体思路、战略取向上进行顶层设计，避免陷入“抓一抓好转、松一松反弹”的循环怪圈。要从常态化、基础化着眼去主动设计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体现工作的系统性和协同性。从目标上要牢固树立人民主体地位，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制度上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提高党的决策能力和防止权力异化作为内在要求；从思想作风上要坚定理想信念，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还要坚持问题意识的逻辑导向。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7〕党的形势任务和党内情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发生变化，明确党内政治生活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切入点、突破口。正如习总书记所讲的要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8〕 这些论述为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聚焦问题、在关键环节有的放矢提供路向选择。
总之，净化政治生态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防范异化的劣质的党内政治生活形成均衡和常态，因为“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9〕实践证明，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和长期执政的政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构建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和现实选择，也是净化从政环境，提高党员凝聚力的重要路径。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 》报告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9-30.
〔2〕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90.
〔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4〕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N〕.人民日报，2015-03-07.
〔5〕王少安，周玉清.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党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红旗文稿，2015，（01）.
〔6〕李君如，金钊.论新时期共产党员的修养〔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15.
〔7〕习近平.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J〕.党建，2016，（08）.
〔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6-10-28.
〔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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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构建良性政治生态的内在逻辑及路径选择
2018-05-04 来源:理论观察 作者：刘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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