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梅娘可谓是沦陷区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她有强烈的文学天赋，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叙事特色。其女性主义意识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本文将着重于梅娘小说的叙事特点分析。
关键词：梅娘 叙事聚焦 叙事策略 反传统
女性文学在中国真正的出现要追溯到 “五四” 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战士中，不乏一批女性作家带着启蒙精神击溃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形态，这场“革命”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来，女性作家的发展也经历了几次流变和发展。第一代女性作家，多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出身，有的饱读中国古典文学，有的留学海外。她们上承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下接欧美现代文学理论，在文学创作上有着独特中西融汇的风格，在思想上注重女性个体意识的书写。例如浥欧风、沐美丽。第二代女性作家如丁玲、石评梅、白薇等，大多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感时忧国。这类作家的笔触充满了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突出，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关照女性解放和女性独立。而当时间推移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产生巨大的转变，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和瓜分下，第三代女性写作出现了一些变化。上海沦陷区出现了张爱玲、苏青、杨绛等一批艺术上较为成熟的作家，而在北平沦陷区则出现了梅娘[1]。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梅娘的挖掘和深入都是不彻底的，她对社会的体察和对人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她同时代的人评价她的作品是：“比较突出，有自己风格的一个。”
一、大胆先锋的现实主义叙事
梅娘原名孙嘉瑞，吉林长春人。她在1938年东渡日本留学，1942年学成回国，定居北平。在中国现代史上，三十年代留日学生虽然有所收缩，“但由于一衣带水，对日留学生管理教松、经济和‘施夷制夷’的心理等原因，留日人数仍较留学其他国家为多。”[2]梅娘父亲生前好友张鸿鹄，在她父亲去世后，便说服孙家送梅娘留学。在留日学习的这段时间里，她深受日本现代主义作品影响。尤其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最高影响力的作家夏目漱石，引起了梅娘的注意。夏目漱石将东西方文论观点杂糅，反对“自然派”作家，大胆的暴露的同时，倡导文学的“虚构”和文学的超功利性。这些文学创作观点与梅娘的创作原则是一致的。
梅娘为什么要在创作中选择现实主义？这就涉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区别和优势。梁鸿在《 “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提到，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细枝末节上并没有分别，但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历史感是其根本原则之一。也就是说，带有历史责任感的作者在创作中应当主动投身历史洪流，在历史环境下进行人物创作，“也不是还原历史，而是体现在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意识。”[3]面对沦陷区的社会现状，走现实主义的道路是梅娘的必然选择，在人的生存与社会的冲突之下，现实主义成为诠释人道主义、人的尊严和艰难复杂的生存环境的最好的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典型意义，使得梅娘垂青于此，那么对大胆先锋的叙事策略的选择，可以说是她主观的对艺术追求的必然结果。
（一）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是传统叙事学的一个名词。克利安斯·布鲁克斯和罗布特·潘·沃伦称为“叙述焦点”，兹韦坦称为“叙事体态”，热奈特称为“焦点调节”。无论是真实的事件，还是虚构的故事，都必须要有一个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角度，它包括对素材来源和视角的限制，这就是叙述聚焦。法国学者热奈特从“视点”出发，把叙事聚焦分为三类，零聚焦、外在聚焦和内在聚焦。“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视点被改变，一个故事就会面目全非甚至无影无踪。”[4]在梅娘的诸多作品中，可以发现，她能够轻松自如的驾驭多种叙事聚焦。在《鱼》中，“我”作为小说中一个行为者，不仅参与到事件的发展，而且同时作为小说中的人物以第二人称来展现故事发展，“我”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式聚焦者。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充分的展现聚焦者的心理意识，使得读者完全进入其叙述的世界而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感。到了《侏儒》这篇文章中，梅娘又将叙述视角转变为第一人称外聚焦叙述。首先，小说中的叙述者是“我”，从和“小傻子”偶然相识直到“小傻子”被疯狗咬死，“我”是处于素材之外的行动者，从外在的角度关注“小傻子”的生存状态，以及他因长期营养不良而稍显畸形的外貌，迟钝的行动和艰难的生存环境等等，是纯粹的外在式聚焦。其次，作者有意将叙述者“我”与人物“小傻子”产生疏离，以外在式的限知叙述留白，反而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感，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蟹》则采用了第三人称内聚焦的写作手法，并且服从于小说中多个人物。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中，梅娘多次以某个人物的视角对比其他人物，以达到对其他人物性格典型化的塑造。
“祖母”担心“玲玲”因照顾她而耽误考试，“玲玲”便想找一个人替代自己。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叙述者成为“玲玲”并且以她的视角和内心活动比较“秀嫂” “小勤”和“小翠”三个候选人。再如，“二奶奶”因要兑换银元而感到不安和无措，期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委托。“换钱的人选在二奶奶的心里翻腾着，她长久想不出一个万全的方案。她琢磨每个人的表情，也想委托仆人。”[5] 81这两处细节，一方面体现出梅娘对聚焦转换的熟稔程度，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家族叙事采用第三人称内聚焦的完美效果。再如《花柳病患者》这篇短篇小说，梅娘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外聚焦叙事，冷静客观的描摹人物、环境，不再叙述任何人物的心理活动，也可谓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二）结构策略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将素材简单的组合，而是根据一定的目的有意识的结构文本。素材通常有两种属性，即“固定的”和“可變的”。事件是组成素材的可变要素，所谓事件，就是指“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6]对于事件的阐释和书写，作者往往容易受到叙述视角的影响，出现叙事盲点，造成文本的混乱和断裂。因此，在创作中巧妙地利用叙事者营造一种想象、回忆的语境，则可以避免文本断裂或者线索不明的问题。在梅娘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回忆叙事和想象叙事。梅娘善于用想象来填补叙事线性的断裂，回忆也是想象的一种特殊表现，想象叙事在她的笔下大致可以分为男性幻想叙事和女性想象叙事。
女性的幻想叙事在她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往往是以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或者深化人物形象的作用出现的。例如在《蟹》中，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大家族倏然在一日早晨开了早饭，这一事件是突发的，不符合情节逻辑的，那么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梅娘将“玲玲”放在叙述者的地位，通过她的回忆来解释此刻发生的不合理现象。“她想起来了，今天是死去的大伯母的祭日，昨天祖母还提过上供的事。孙府上有这么个规矩，每逢有点什么事情的日子，家人便聚拢来一起吃饭，这一天的菜格外好。”[5] 63另外一个例子，“祥”每天下班都去看望祖母，祖母常发出“欢乐的笑声来”。“这些在老太太的心里唤回来甜蜜的记忆。她想起祥和玲玲年幼时代，二爷待祥恰如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5] 88这里老祖母的回忆既是对已故的“二爷”形象的丰满，同时也推动了情节接下来的发展。
老祖母一本正经地告诉祥，希望他在自己百年以后可以照顾玲玲和小翠。紧接着，祥成为叙述者，目光不自觉地追随小翠。再一次以回忆的方式追溯他和小翠年幼的故事。“他从门第、从知识选择了他的婚姻。”“他又惊异地发现，小翠的坚韧，小翠那孜孜求知的热情正是他所缺乏的。”祥的回忆叙事显然成为了一个伏笔，一个楔子，他的懦弱使得情节不断发展，最终因为他“没有逾越的势力。” “他后退了。”放弃了小翠[5] 130。
梅娘小说中女性的想象叙事往往是暴露女性内心欲望的手段。《雨夜》中，李玲在一个海风缱绻的夜晚感到一丝惶恐。她想起已为人母失去自由，想到“自己的美，而愈意识到寂寞。”[7]作为母亲的无措以及心理上的寂寞使她禁不住“夜”的诱惑，步向海滩散步，大雨而至，李玲躲入“看堤老人”的小屋中休憩。无论是《鱼》中的“我”因不滿婚姻现实产生对“琳”的依恋感情，还是《蟹》中的二奶奶因为家族地位不保，将欲望转移到金钱上。女性欲望和感情的投射寄寓在想象叙事中，是梅娘创作中十分显目的特点。
“社会实践的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不同层次或形式的话语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影响。”[8]为了对抗父权话语意识，梅娘小说的创作有意识的反叛和对抗男权主义。这一点在她对男性幻想叙事方面有所体现。“一提到女人，孙三爷立刻想到了小翠。那确实是件非常考究的礼物，他不由得想起来小翠的脸，更不由得想起妻那粉痕剥落的脸。”[5] 125（《蟹》）平日里不常考究的大师兄，忽然打扮起来，“他刚看过的一段小报中一个小姐怎样和理发师相恋偕逃的记载，帮助了他这浪漫的想象。”[5] 170（《阳春小曲》）“想到由少女到少妇的过程上，李先生觉到了莫名其妙的嫉妒，仿佛她的丈夫从自己怀中夺去她一样。想到她的新孀，才放心地叹了口气。”[5] 157（《黄昏之献》）梅娘通过这类卑琐的男性幻想独白，来表达女性的控诉和无奈。这种反抗实际上是看不到出路的。正如她在“水族三部曲”中以书名作为暗示——寻求独立的女性大多逃不开三种结局。一种是由于家族腐败在家庭成员中纠葛不堪重负，而最终无力反抗。（《蟹》）；另一种，是受到封建礼教和传统女性观念戕害，心理和生理受到双重打击的结局。（《鱼》）；最后一种，则是采取决绝的态度对抗封建家族束缚，大胆的出走。
总的来说，梅娘这种叙事策略在艺术上很成功。她对女性命运的感同身受，对母性独特的理解，以及对女性生存困境冷静的剖析，显示出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应有的责任和历史感。
二、人的异化书写
梅娘曾在1993年说过：“我权衡再者，却怎么也不想离开这片我血泪浸染的沃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热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9]
日据时期的北平，国土破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社会，许多作家以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为主题创作，励志要将宏大叙事进行到底。但是这种鼓吹式的作品，又很难能起到宣传效果。梅娘的作品中不仅把历史现实作为一条线索埋在文本中，同时也注意到把社会与生活相联系，把笔触探及到女性，通过书写人性的异化，来表现特殊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
首先，人的异化是指的社会或者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扭曲。是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人的异化在梅娘的作品里以女性的遭遇为底色尽情渲染。《春到人间》这篇小说，着重表现了女性在艰难生存困境下，以攀附男人获得生存资本的畸形模式，在冷酷、残忍的现状下，又保留了一点人性的温存。譬如说，纵横周旋在阔绰男性身边的“申姐姐”愿意替“王玫”救治她的母亲，而“王玫”所选择过着“何其奇怪的生活”也是情非得已。梅娘创作中融入自己的社会关怀，倾注在女性命运和人性的书写上，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她希望女性能够有勇气走出怪圈，不再依附男权、婚姻，享受自由和独立，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在书写人的异化时，又发现这种理想的状态难以实现。再如《旅》这篇极短的小说，描绘了一个火车上主人公所见到一个“生活截面”似的场景，作者利用“我”的幻想叙事误解了“奸杀”事件和“私奔”事件，表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苛刻，尤其文章结尾意味深长地抛出一句话：“我不晓得他把我想成一个怎样的女人，我不自知地叹了口气。”[7] 42
梅娘小说在那个时代由于种种原因而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在去分析她作品中的叙事特色，仍旧可以看到与主流宏大叙事不同的个人化叙事。这种风格和主张弥补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沦陷区文学的某种缺憾，极力的张扬女性意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柯灵.黄昏之献·序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3.
[2] 周棉.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M].江苏：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8：10.
[3] 梁鸿“. 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M].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1.
[4]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58-159.
[5] 梅娘.梅娘小说·黄昏之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 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9.
[7] 梅娘.鱼[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
[8] 郭艳英.批评话语分析的意蕴与价值论析[J].新疆社会科学，2013（4）.
[9] 梅娘.远方的思念[J].吉林：吉林日报，199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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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中的定位：论梅娘小说中反传统的叙事特色
2018-05-24 来源:安徽文学(下半月) 作者：王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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