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从“文本的文化内涵”、“文本的诗学价值”和“文本的文化诗学的意义”三个方面论述了迟子建小说中的文化诗学观。解读迟子建小说中的文化诗学观，有助于从文本内外充分展现其小说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文化诗学;《额尔古纳河右岸》;文化内涵;诗学价值
作者简介：陈银珠（1993-），女，汉族，广东省雷州市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20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3
遲子建的作品，常用细腻的笔触在温情中叙述生命的力量，折射着人性的悲悯情怀，其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不例外地散发着这种气质。笔者通过文本细读来审视鄂温克族的苦难史，并思考作者所叙述的属于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文本中所蕴含的人文意识以及具有迟子建个人风格的诗意表达，这也是本文试图探寻的关于迟子建小说中的文化诗学观。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内涵
（一）萨满文化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民所信奉的萨满文化贯穿作品的始终，也贯穿鄂温克这一少数民族的过去与未来。
萨满拥有超自然神力，可以求雨、治疗疾病、预知未来等，也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种神力，所以他们的生命是传奇的、伟大的，但也注定是苍凉的、悲壮的。小说中，妮浩萨满为挽救他人的生命已接连失去三个儿女，但在面对因偷吃鹿肉而出现生命危险的陌生少年时，待产的妮浩萨满还是强忍着眼泪与痛苦，艰难地穿上沉重的神衣，激动地跳起让人发抖的舞蹈。她知道这样做将会失去肚子里的新生命，但因为她是萨满，救人是萨满的使命，她又怎能允许自己见死不救？萨满将自己的使命置于一切之上，这种使命感超越了生死、超越了情感，达到了悲怆但辉煌的境界。
萨满是代替人与神进行交流的中间人，歌唱与舞蹈则是萨满的交流方式。尼都萨满为拯救生病的驯鹿，在天将黑时便开始跳神，他不停地跳，跳到月亮出现又消失，直到天亮。同时伴随着自己舞姿和神鼓声的还有他那仰头大叫和低头吟唱的神歌。妮浩萨满唱给她自己的孩子果格力的葬歌，歌声温柔却给人以最深的震撼：“孩子呀，孩子，你要去就到天上去呀，那里有光明，和闪亮的银河，让你饲养着神鹿”。[1]139萨满那于天地间绽放的舞姿与在大自然中响彻的神歌，寄托了萨满对种族部落生生不息的美好祈愿，更是承载着鄂温克人民对生命的祝福和对未来的期望。
萨满的单纯与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鄂温克民族精神的体现，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星闪耀着令人不禁仰望的光芒。萨满文化是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这一文化的存在让鄂温克人民在面对苦难与死亡时永远勇敢无畏、永远心怀希望。迟子建生活在东北这片黑土地，东北古老的萨满文化早已植根于她的内心深处，她赞美萨满的单纯与善良，歌颂萨满的无私与伟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是尊重且认可萨满文化的，从而也正是这种独特的萨满文化的精神本质丰富了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使作品更具张力。
（二）底层文化
迟子建的小说多聚焦于小人物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关注底层人物的精神世界与生活状态。鄂温克民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世界并未被多数人所熟知。环境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他们的生活环境不断受到干扰、生活方式也被迫接受一定的改变。
搬迁这件事对鄂温克人而言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他们要为寻找自己的粮食而搬迁，如果现住处的灰鼠变少，他们就要搬迁到别处生活;他们要为驯鹿搬迁，如果所居住的附近没有了驯鹿可食用的苔藓和蘑菇，他们也会另迁到其他地方……最大规模的一次搬迁便是小说开始部分所描写的“到山下的激流乡”定居。但作者笔下的他们对这种不安定生活没有任何抱怨与恐惧，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淡定与勇敢。
对鄂温克人来说，驯鹿是神赠与他们的礼物，但戏剧般地，也正是驯鹿给他们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尼都萨满带回来的两只驯鹿引发了持续两个月的瘟疫，那段时间，他们的驯鹿群开始脱毛、出现瘢痕、不爱吃盐、脱皮、最后倒地死亡;那段时间，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埋葬死去的驯鹿;但也是在那段艰难的时期，他们并没有迁移，因为害怕这场瘟疫会传染至别的乌力楞。
当然，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人的生活日常，并非只有对苦难的反抗，他们的生活也充满了乐趣与诗意。罗林斯基每次到来时，他们就会在营地上点上篝火，在夜空下尽情地舞蹈。男人和女人手拉着手，形成一个大圈，一直狂欢到篝火熄灭，跳到星星也回了家，热情的鄂温克人在满天繁星的拥抱中肆意地挥洒着快乐。
鄂温克人的生存是充满痛苦的，死亡、瘟疫和疾病从未停止过对这个民族的折磨和考验，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孕育出来的却是从容、乐观和勇往直前的民族性格。审视迟子建对底层人民和底层文化的写作，我们看到了鄂温克人民的苦难也看到了他们的温情与善良。迟子建关注鄂温克人的平淡生活，并从这种平淡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民族的坚韧与美好，来唤起我们内心对温暖生活的向往和对质朴人性的召唤;同时，对底层文化的关注，不仅体现出迟子建对底层人民的悲悯与恻隐之情，也使得她的小说富有丰厚的文化意蕴。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诗学价值
（一）叙事语言的诗意表达
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力所在……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2]的论述，体现出诗意和语言对文学的重要性。迟子建的小说语言带有“诗”的气质，“诗”一般的叙事语言的使用使其作品总是具有一种温情的美感，使得作品的情感抒发更加细腻、绵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比喻与排比的使用是让小说充满诗情画意的重要因素。
比喻修辞的使用俯拾皆是。作者对伊万大手之“大”的形容，“他若是将双手放在膝盖上，那膝盖就像被粗壮而绵长的树根给覆盖和缠绕住了”[1]12，把伊万的双手比喻成粗壮、绵长的树根，而树根是一种有力而且有韧劲的形象象征。作者还将“我”比作不倒的“老树”、“膝下的儿孙们”比作“枝桠”;将“驯鹿”喻为“月亮”;将“裸露的乳房”比喻成“猴头蘑菇”，等等。作者笔下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生命，同人物融合交汇，诗意地徜徉于天地之间。
除了比喻，排比修辞在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我”的母亲走后，尼都萨满唱起的神歌“如果她脚上沾有鲜血，那么她踏着的是自己的鲜血;如果她心底存有泪水，那么她收留的，也是自己的泪水！如果你们不喜欢一个女人脚上的鲜血和心底的泪水，而为她竖起一块石头的话，也请你们让她平安地跳过去。”[1]97达西在火葬金得的现场向杰芙琳娜求婚时，妮浩唱起的神歌“灵魂去了远方的人啊，你不要惧怕黑夜，这里有一团火光，为你的前程照亮。灵魂去了远方的人啊，你不要再惦念你的亲人，那里有星星、银河、云朵和月亮，为你的到来歌唱。”[1]128排比句式的语言节奏感强，富有韵律，同时能营造出一种更广阔、更能引起共鸣的抒情氛围。
如何守望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文本语言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语言永远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它渗透了文化与情感，同时也是一个区别不同作家的写作风格的典型标志。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优美的语言艺术的作用功不可没，正是这种诗意的叙事语言，让其作品散发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力。
（二）人文精神与生命关怀
“文化诗学”之所以在“诗学”前面冠之以“文化”，首先在于突出这一理论的人文内核，或者说，在于表明：人文精神是文化诗学之魂。[3]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归根结底是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所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文精神的培育刻不容缓，而“文学诗学”所强调的人文精神恰恰有助于当前社会人文精神的重构。迟子建的小说始终将目光投注在对生命的抒发和人文的关怀之上，与“文化诗学”的精神内核相一致。
作者笔下的死亡，是安宁、唯美和诗意的。在与狼的对决中，达西和猎鹰奥木列离开了人间，但“我”知道达西是幸福的，当年被小狼咬断一条腿的仇恨在决斗的胜利中化解，死后尚能与最爱的猎鹰去往同一片天，“猎鹰的家在天上，达西跟着它走，是不愁住的地方了”[1]52，这样的死亡，莫大的悲伤中顿时也添上些许温情与浪漫的色彩。
作者笔下的死亡，是另一种方式的重生，是对生命的渴望。结为夫妻多年的哈谢与玛利亚极其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却一直苦于未果。但现在，在达西走了以后，玛利亚奇迹般地怀孕了，他们认为这是达西的灵魂在保佑着他们。小达西的降生是逝去的生命的延续，是鄂温克人民对生命的高度渴望和歌颂。
迟子建在作品中尽情展现出鄂温克人对生命的态度，是作者对这个少数民族独特的品格赞美，是作者对命运的关注，也是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关怀。
此外，迟子建的小说作品一直深深关注着对民族文化的坚守的问题。不断涌入的现代工业文明挤压着原始而悲壮的鄂温克民族文化，在这场博弈中，鄂温克民族的原始狩猎文化面临着消亡的格局。囿于生存困境，绝大部分鄂温克人都跟随现代化的发展步伐迁往城镇居住，但“我”选择留守，“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1]2“我留下来了，安草儿也留下来了，这就足够了”[1]252。面对现代文明的强势进击，“我”以渺小的力量，倔强坚守着日渐衰微的古老文明，体现了鄂温克民族悲天悯人的民族情怀。迟子建说过，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為的因素。[4]我们作品中看到了作者对鄂温克民族的衰落悲剧的同情、对受挤压的古老文明在现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何去何从的忧患意识与对人性的深切思考。
三、《额尔古纳河右岸》文化诗学的意义
中国的文化诗学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基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概念，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学理论的实际出发，产生了具有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的“文化诗学”，并使其展现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童庆炳先生在谈到他对文化诗学的构想时认为，“文化与言语，或历史与结构，是文化诗学的两翼。两翼齐飞，这是文化诗学的追求。”[5]
考察作品的文化诗学观，则不能放弃对语言的分析。《额尔古纳河右岸》叙事语言具有诗情画意的魅力，让小说完成自身审美的超越。迟子建笔下的鄂温克民族有着一条孕育生命的额尔古纳河流，鄂温克人的生活是那么的纯净与美好，他们有夜里为你读诗的浪漫爱情，有载歌载舞的欢乐，有为你缝制最美嫁衣的日常温暖……万物皆有情是迟子建小说的审美诗化。迟子建的小说语言具有诗歌般的美感，即使她用平易、淡雅的语言去描述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都能给人以恰如其分的温柔和诗意的享受;而对于多种修辞的运用，语言优美生动，丰富多彩，更是给读者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充满乐趣的诗意体验。
此外，作者对萨满文化和底层文化的关注、古老文明如何生存的问题的思考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对这一原始部落的同情和赞颂，始终贯穿于其作品之中;同时，她的小说在温情中带有感悟性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能指引读者跟上作者的步伐同步思考，更能激起读者走向思想更深处的沉思和体会。尤其是作者对现代工业文明与原始部落文明二者矛盾的呈现，她的诗意述说与诗意体验，使小说弥漫着一种哀而不伤的美感，一种深沉感悟式的情绪，同时更体现出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与作为文人应有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可以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长篇小说真正实现了童庆炳先生所主张的文化和言语“两翼齐飞”的追求。蒋述卓先生说，文化诗学的建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要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并为之付出呕心沥血的实践才行。[6]因此，同样也可以说，在文化诗学的建立之路上，迟子建的小说为文化诗学的继续发展贡献了一份伟大的力量。
四、结语
考察《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一小说所体现的文化诗学观，我们了解到迟子建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其作品深切关注民族文化和底层文化，具有深沉的人文精神和生命关怀;同时得益于作品中叙事语言的诗意表达，使得其作品具有诗情画意的气质;此外，作者的小说还实现了文化与言语“两翼齐飞”的目标追求。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J].东南学术，2002（2）.
[3]刘庆璋.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J].文史哲，2001（3）.
[4]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13（3）.
[5]童庆炳.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J].甘肃社会科学，2008（2）.
[6]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J].粤海风，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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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迟子建小说中的文化诗学观——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2020-09-17 来源:青年文学家 作者：陈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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