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取得极高成就的时期。盛唐之盛,胜在政治清明,胜在经济繁荣,胜在文治武功,更胜在诗之昌隆。李白和杜甫这两颗在唐诗国度中相映生辉的双子星座无疑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文章将通过对李白、杜甫的多方位比较,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这两位诗气直上云霄、诗篇长唱不衰、诗名流传海外的中国代表性诗人及其创作。
    【关键词】李白；杜甫；身世背景；创作方法；艺术风格；

    “阖辟纵横,变幻超忽,疾雷震霆,凄风急雨,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走月流云,轻车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凡一代文学自有其一代之作家”在名家荟萃､菁华宏富的唐朝,尤为卓越伟大者,当属杜甫与李白｡他们同为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有着同样的爱国热情､报国理想,同样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和民生疾苦｡国家强盛之时,他们志得意满､豪气冲天,国家危亡时,他们惴惴不安､忧国忧民,“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让他们彼此引为知己,而不同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又使他们身上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因此,本文拟从身世背景､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三方面对李杜进行比较研究,以凸显其各自的创作特点,彰显其诗作的永恒魅力｡
    一､身世背景之比较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人,关于李白家世的记载很少,大多认为其父李客为“高卧云林,不求仕禄”的经商之人｡家境的优渥,让李白自小就受到了良好教育,自称“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他的少年时代几乎是在“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的任侠生活中度过的,二十岁曾游峨眉,深受道家文化感染,向往“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的际遇,他也一度官至翰林,却又因生性狂放､鄙世蔑俗而最终辞官,开始漫游任侠的生活｡
    杜甫则与其境况大不相同,杜甫,字子美,京兆杜陵人,其祖父杜审言为初唐著名诗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的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奉儒守业,未坠素志”的他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少了一份李白的洒脱不羁,而多了超出其年龄之外的稳成持重｡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李白比杜甫大11岁,而这11年正是唐朝转折的关键时期,李白的创作活动活动主要集中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侧重于暴露和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而杜甫的创作则集中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之时,倾向于战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担忧｡
如果说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非凡的自信､极度的狂傲是他的标志,那么杜甫身上所体现的就是由盛转衰之际,知识分子感时伤事的落寞情怀､兼济天下的青云之志｡
    二､创作方法之比较
    李白的整个青年时代,正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的唐代社会给予了他昂扬的精神风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虽说杜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盛唐文化的熏陶滋养,但长安十年的经历感受才算是真正刻到了他的骨血之中,比起繁华来说他看到更多的是危机｡这样一种身世背景的差异体现在诗歌创作上,自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
    试以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两诗来做具体分析｡面对国家朝政的动荡不安､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李､杜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创作方法来表现对社会的反抗,对现实的批判｡《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选择通过梦游的形式,极富浪漫气息的笔法,来抒写他对于自然山水的喜爱,对桃源仙境的向往,表现了其鄙弃世俗､蔑视权贵､向往自由的思想｡在梦境之中,他可以“一夜飞度镜湖月”地畅游天地;可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地悠闲度日;可以享受“须行即骑访名山”的闲适无忧,诗人大笔一挥,天上人间尽在眼下,现实梦境真假难分,漫无边际的想象和新颖大胆的夸张在诗中相映成趣,能骑白鹿遍往天下名山,架鸾车与神仙同游,何等的悠闲自在,又何必委屈自己低眉顺眼地向人伏低做小呢?“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诗写梦游仙府名山,构思精巧,梦游而始,梦醒而终,寄寓现实生活,内容丰富曲折,形式上不受律束,整散相间,仿若笔随心至,信手拈来,含蕴无穷,在对梦境世界的描绘之中暗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充满了理想色彩和批判精神,意境之开阔､情感之充沛､笔力之雄健,真可谓是“气来,神来,情来”的唐诗中的典型代表｡相对于李白的浪漫情思,在理想世界的描绘中折射现实,杜甫则更倾向于以沉郁顿挫的风格,直言现实之悲苦酸辛｡
    在杜甫寄寓长安的十年苦难煎熬结束之后,返奉先途中,他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旅途见闻,写下了极具现实关怀的诗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篇以“忧黎元”为核心,以较长的篇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社会普遍的贫富分化做了全景式描绘,抨击了当政者不顾百姓生死,甚至以剥削压榨百姓来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生活的无耻行径,把社会财富的集中､人民处境的艰难,集中概括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极具对比性的画面之中,“常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为国事民生而常年忧患交加的诗人,想要为国尽忠,想要救民水火,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怎奈到头来“取笑同学翁”,自己的理想“居然成濩落”,面对当权者与黎民百姓､朱门内外的咫尺荣枯,诗人早已是“惆怅难再叙”,可真当“幼子饿已卒”这样的惨剧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时,诗人强忍悲痛之余想到更多的却是那处境远不如自己,还要隶征伐､纳租税的远戍卒和失业徒,此处由己及人,以小见大,直接表现了诗人对于国势将颓､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的深切关怀｡
    三､艺术风格之比较
    不同的身世背景､创作方法造就了李､杜二人各自在艺术风格上的鲜明特点｡“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李诗以其清雄奔放见长,而杜诗则以沉郁顿挫取胜｡太白之诗自然素朴,所咏之物直言其事,不加雕琢;子美之作语句凝练,反复推敲,一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个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洒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放,“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霸气,这样一种豪无遮饰的情绪､自信豁达的精神､狂放恣肆的笔法,无一不是他雄奇奔放风格之再现｡
    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痛,“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沉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凄凉,处处皆是他沉郁心境的表露｡然而,李､杜艺术风格的差异在相同类型题材的创作上尤为突出,个性气质､心境的不同,使他们在面对同一事物时,往往容易选择不同的着眼点,采用不同的行文笔法,就会生发出不同的情感体验｡
    同是游洞庭湖,登岳阳楼,李白是“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杜甫却是“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一个是豪情满怀要把君山铲去,使洞庭水肆意奔流,一任自身的愤懑不平之气随之而去;另一个却是在战火纷飞､国破家亡之时,感慨深似浮萍､无所寄托,正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两诗之中,“清雄奔放”与“沉郁顿挫”风格之区别立现｡究其差异根源,就在于杜甫复杂坎坷的经历､矛盾纠结的心理､迂回曲折的情感使他不可能像盛唐诗人那样飘逸洒脱,不受世俗羁绊,如“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这样的放弃与坚持的矛盾;“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这样的隐居与入世的矛盾;“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这样的皆醉与独清的矛盾｡
    种种矛盾使这位伟大的诗人愁肠百结,而逐渐演变为一种低落消沉的心理特征,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在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结尾之处,我们又可以看到诸如“惆怅难再述”“忧端齐终南”的表达,可知这样的情感实是积聚已久,无力排遣,无人倾诉且无法负荷了,才只好借诗稍作排遣､暂求解脱,如此沉重乃至于沉痛的情感倾泻必不能如李白般一气直下､轻灵洒脱,必得是一句三顿､淋漓哀恸之语方能尽意｡综上所述,虽然从整体上看李白､杜甫诗歌存在思想情感的一致性,具体来看却由于家庭环境､生活经历､生存境遇的不同,他们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创作道路｡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李白之清雄奔放,还是杜甫的沉郁顿挫,都是盛唐诗坛上令人瞩目的巨星,如同镜子的正反两面,一虚一实､一浪漫一现实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唐盛世的兴衰成败｡他们的诗作开一代诗风,历久而弥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华文化瑰宝｡两位诗人的情谊义气让人钦羡,诗才情志引人神往,品格情操令人敬佩,共同构成了盛唐文化中熠熠生辉､相互辉映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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