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技术变迁的视角:(1)将我国秦汉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技术变迁I期、技术变迁II期和技术变迁III期);(2)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技术(枯竭态、启动态和拓展态),中国经济增长的政府技术(原始态、当下态和未来态)两个层面分别对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展开论述。本文结论:没有市场技术,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赶超;没有政府技术,中国的赶超会停滞不前;在下一个千年中,中国对世界带来和所能带来的影响的帷幕才刚刚拉开。
      【关键词】经济增长；市场技术；政府技术；技术变迁；
      【基金】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15C1250)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也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来，中国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被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活力使得中国经济蒸蒸日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另一方面，日益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经济新常态），触发了一场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争论，争论的核心为“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核心动力？”，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直接关乎到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结论是否成立，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否可以持续？本文基于技术变迁的视角：（1）将我国秦汉以来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技术变迁I期、技术变迁II期和技术变迁III期），它的划分，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技术对世界的影响以及世界技术对中国的影响的直观而完整的窗口；（2）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技术（枯竭态、启动态和拓展态），中国经济增长的政府技术（原始态、当下态和未来态）两个层面分别对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对中国的影响及作用展开详细的论述。
      一、历史上的三个技术变迁周期的假说
      借助于刘海影（2013）的成果，他在综合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刘逖（2009）的论文《1600年～184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估算》和赵红军（2010）所著《小农经济、惯性治理与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等数据后，得出如下图所示的图1：如果我们将历史上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单独描出，你会发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清晰的技术脉络，结果正如图2所示：基于讨论的方便，本文将这三个时期分别界定为技术变迁I期（秦朝-南宋末）；技术变迁II期（南宋末-抗战前）；技术变迁III期（抗战前-现在）。不难理解，这种分类方式使得每个时期的结点成为新的时期的起点，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每个时期都是以经济的低迷到经济的跃迁为典型特征的。图2中国实际人均收入与西欧水平对比（更新图）
      （一）中国技术对世界的影响
      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技术变迁I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Needham，1954；Elvin，1973），主要表现在农耕技术（路径依赖）和四大发明（路径突破）上。这一点，从FrancisBacon(1561-1626)对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大加赞赏（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并不知道它们来自于中国），并认定它们是加速西方从黑暗中纪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重要依据的史料（Jones，2003）可以窥见一斑。技术变迁II期中欧洲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要义，用鸦片和大炮告诉了中国人一切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到了1980年，中国仍落后西欧大约970年。
      （二）世界技术对中国的影响
      欧洲工业革命之后，从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在充分吸收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路径依赖）的基础上，开发了完善的市场技术（路径突破）。技术变迁III期间中的中国借鉴了世界市场技术，让全世界目睹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时间取得了欧洲9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刘海影，2013，第6-7页），具体而言：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8.9％，相当于农业文明时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50倍，只需要8年时间经济规模就得以翻番。而本文认为，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远远尚未结束，中国在市场技术（路径依赖）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政府技术（路径突破）定将是给世界带来的一个更大的惊喜。
      二、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市场技术
      （一）市场技术的枯竭态
      洋务运动的自上而下、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的推进方式决定了清政府时期的时代特点：（1）中国的“民生日用”市场被外国列强所侵占，中国白银大量流入外国人的腰包，而且又“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2）用于购船、练兵、进口机器之费用日益巨增，“国用匮竭”问题日趋严重；（3）“工作惟洋匠是恃，舍洋匠无所措手”；（4）从西方引进的大型机器设备闲置率却不断走高。总之，不但处于襁褓之中的现代产业部门缺乏自生能力，还连累了整个经济体效率低下（胡思勇，2013）。
      （二）市场技术的启动态
      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是积极引入市场技术的生动写照。根据当时工人、农民缺乏经营自主权而导致积极性低下的事实，率先在我国农村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用来取代集体性质的生产队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赋予了农民独立的生产经营权，而且承认了他们的剩余索取权，同时更是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郑晓华，2013，第128页）。同时，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也推行了利润留成（1979-1983）、利改税（1983-1985）、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1992）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以后）等“扩权让利”以及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的改革（王凤双，2013，第264页），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诞生极大推动了经济活力。由于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大量的生产剩余（汤鹏，2013，第85页），而国家对资源配置的放松又提供了获取原料和市场的机会，使得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有了发展的空间。由于非国有企业不属于传统经济体系，因此不可能通过国家计划而只能通过竞争在计划外的市场上获取资源，其产品只能通过计划外的市场渠道销售而时时面临硬约束(Lin，2003)，或许正是非国有企业必须根据要素相对稀缺程度决定的市场价格信号来选择技术、产品和产业的巨大压力促成难得的企业家精神和更大化边际产出，大大矫正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和有力提升了低效的资源配置水平。
      （三）市场技术的拓展态
      习近平（2014）在讲话中指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张燕生（2014）看来“一带一路”可以叫新35年（2014年-2049年），是改革中国和世界大格局，中国和世界的大战略。魏建国（2014）也认为“一带一路”就是我国最大的战略，这个战略会使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提升中国的影响力以及中国的软实力。”除此之外，“一带一路”是一条共赢之路、合作之路。
      1.经济长廊。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近60个，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目前“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94个城市，包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口城市是‘带一路’的首尾相接之处，一带一路到此闭合成为一个圆环。”
      2.西部放歌。大力发展市场技术是新常态下中国自身培育经济增长动力的新途径。今天，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国西部理应成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但中国西部基础设施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它严重妨碍了产业的有效转移。通过“一带一路”可以撬动西部基础建设的大棋局。
      3.国家安全。中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运入中国，渠道较为单一。“一带一路”能增加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进入通道，从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4.世界气候。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设立，确实也是对整个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治理结构的一个补充，它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获得资金支持，并进而改善全球经济的治理环境。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总需求不振，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明显放缓，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地方保护主义持续升温；而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同时出现使得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总之，“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驱动力，对处于“换挡期”的中国经济更是意义重大。
      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府技术
      （一）政府技术的原始态
      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天然孕育了我国权威的政府技术形态。中国文明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美）斯塔夫里阿诺斯,2012，第361页），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和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替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因而，中国的文明更具连续性，也更为独特。在此前提下，可追溯数千年的：一成不变的农耕经济（“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内，季风雨降临，使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的农作物能一年两熟”的自然韵律）；论资排辈的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基本信条）；中规中矩的儒家生活方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法则），一切系统而合理地规定了中国政府秩序和持久、稳定而有效的行政管理原始生态。
      （二）政府技术的当下态
      为了引入市场技术，中国政府技术形态发生了悄然改变，权威政府正逐渐向受限政府过渡。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较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政府和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更加具有控制力的“半市场、半统制”经济。究其特质，是包括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在内的国家部门(statesector)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而言：(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重要行业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的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吴敬琏，2012，第7页）。
      （三）政府技术的未来态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诚如邓小平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所总结的那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建立民主、法治的阳光新型政府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最近一两年来的反腐、立法、提案、公示等对此做了充分的说明。其实早在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曾经反复阐明，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社会公仆”的命题不仅揭示了我国政府的核心本质，而且道明了我国政府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作为核心本质，政府能且只能是公仆；作为核心竞争力，政府是“社会”的公仆（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它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个政府其一切出发点是基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争、“国企”与“民企”之争、“集权”与“放权”之争是否还有真的有意义。自然，建立为广大民众服务的新型政府本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建立法治、民主、公共服务型的新型有限政府必然成为中国政府技术的未来新常态。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与其说这是我国不得已的选择，还不如说这是我国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建立在以开放的新姿态来积极借鉴世界先进市场技术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恰逢老树蓬勃发新芽的国家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崭新的政府技术，必然会使世界眼前一亮。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人学会“农耕技术”和“市场技术”，而成就了真正的自我，中国人也用自创的“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依据本文的逻辑，我们有理由坚信：在下一个千年中，中国对世界带来和所能带来的影响的帷幕才刚刚拉开。历史让我们肯定的是：没有市场技术，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赶超；没有政府技术，中国的赶超同样会枯竭。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阶段性成果（15C1250）。
      参考文献：
[1]吴敬琏，马国川著.重启改革议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刘洪涛.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学习应对[J].价值工程,2013.27.26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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