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双边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6月21日
一、中国对外投资现状
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1，961.5亿美元，同比增长34.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极大地推进了沿线国家在经贸活动上的紧密联系，实现共同致富。以此为导向，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积极投资和建设，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然而，纵观中国近20年的海外投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海外投资的区位分布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呈现负相关关系。若仅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的直接投资活动来看，则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Buckley等（2007）对中国近17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研究并指出，中国企业除了偏好在自然资源丰富且人力成本低的国家进行投资，也倾向于选择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显然，中国向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活动是一个事实。从结果上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的投资与建设，虽偶有失败，但总体上看，仍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应该更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此类国家具备政权更迭风险小、产权保护到位等优势，这对于企业而言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事实上，在近几十年中，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状况与这一理论预测结果一致。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近20年来的快速崛起与成功实践，给这一理论的普适性带来了考验。
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的上述现状，本文将分析中国企业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成功原因；然后分别从国家和企业两个角度分析此类“中国式”对外投资方式的利与弊；最后探讨中国政府应该如何保护和支持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
二、中国企业在制度较差国家投资成功原因分析
（一）国家战略支持。与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不同，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是国家行为与市场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走出去”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基础上，中国企业积极向海外扩张，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贸体系。在这种模式下，企业紧跟国家战略走向，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引导，在中国政府计划与之建立或加深联系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反过来说，国家在制定战略时，也充分考虑到企业的响应与跟进，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行为作为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国家首先公布其意图和计划，并与沿线国家建立双边政治和经贸联系。以此为导向，中国企业积极进入东道国市场，以稳中向好的双边关系为保护，以中国的相关鼓励政策为风险补偿，在东道国开拓市场。国家与企业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
（二）企业的“非市场优势”。按照传统的对外投资理论，企业向海外扩张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垄断优势”，而这一点中国企业往往并不具备。然而，长久以来国内不够健全的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使得中国企业能够适应不透明或复杂的商业环境，灵活应对市场规则失灵的突发情况，规避相关制度风险。
具体而言，笔者从两个方面探讨中国企业上述优势的成因：一方面因为历史原因，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在市场中的力量是逐步减小的，其管控措施依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各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可能与企业的生存与盈利息息相关。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需要中国企业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培养出强大的公关能力；另一方面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促使了商业经营活动中大量“灰色区域”的产生，而现行的制度与规则并不能对此作出规范。此时，企业领导层与经营者个人的“关系资源”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非官方的渠道获取信息，进行沟通并完成交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非市场风险。面对此类非制度性约束与非市场风险，通过企业决策层的“个人关系”进行应对与规避，是中国企业在国内特殊的经济环境中锻炼起来的能力。
（三）国企比重大。就目前而言，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仍然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要目标。然而，若考虑企业异质性，目前的分析框架则需要有所拓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国有企业。国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意志，其行为表现的是国家战略意图。譬如，在“一带一路”规划中，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优先项目。中国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作，积极参与到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当中。这类投资有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有两类：一是对该领域的投资项目总体面临资金量大、收益率低的问题；二是安全风险，其主要指东道国的违约风险。基础设施建设解决的是经济和民生问题，但如此庞大的项目往往会牵扯到政治问题。例如，中国为尼泊尔提供的互联网接入服务，由于印度的阻碍，经历了一波三折后才成功。这种风险对于企业而言难以预料，且一旦发生，则损失巨大。目前只有中国国有企业，才有能力与意愿投资相关项目。
三、“中国式”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利弊分析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中国对外投資流量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与中国政府的引导和鼓励政策不无关系。那么对于国家而言，“中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何益处呢？
（一）基于国家层面的利弊分析。首先，企业的直接投资行为是双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海外投资的路径大都是在国家与东道国建立双边关系并进行政策引导后，以大型国企为首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其后私企跟进，逐渐形成复杂的双边经贸网络。可以说，企业的跟进是国家外交行为的重要支撑，繁荣的经贸联系无疑是双边关系的稳定剂；其次，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行为从客观上显著提高了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巩固了双边的长期合作关系。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由于丝路沿线国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水平和制度质量水平尚处于低位，中国帮助沿线国家建设公路、铁路、桥梁以及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中国从自身的成功经验出发，带领东道国经济实现飞跃式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东道国增进了双边互信，建立起稳固的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正是中国所追求的；最后，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实力，同时也形成了较为完整高效的产业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我国产能输出，助力产业转移，为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做出重要贡献。总之，“中国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于国家而言是十分有益的。而其弊端，则主要来自于下文将要分析的企业层面。
（二）基于企业层面的利弊分析。对于企业而言，其最有可能的“失误”便在于对潜在风险的估计存在偏误。中国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导向及政策号召，但是这种响应未必是足够理性的。由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法精确度量的。因而，这从客观上造成企业难以科学地做出投资决策。从结果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失败案例确有不少。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要属政权更迭等政治事件带来的巨大损失。无论对于私企还是国企，其项目甚至企业经营合法性都有可能因东道国政权更迭所导致的政策不连续性而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危机。
而与之相对的，企业将获得远超预期的长期经济效益。一些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由于受到了发达国家资本力量的“排挤”，才“被迫”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从另一个角度看，倘若中国企业“啃”别国企业不敢光顾的“硬骨头”，并且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帮助下生存下来，那么其获得的长期收益将十分可观。经验表明，制度质量较差且经济水平低下的国家，通过与外国建立经贸联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会促使当地政府积极迎接变化与创新，改善治理水平。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便证明了这一点。以此为前提，随着东道国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青睐，中国企业与其他“后来者”相比便拥有了“先发优势”，这也是中国企业成功的关键。
四、展望
笔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资本虽是逐利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庞大的资本运作往往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相关。同时，国际投资活动的周期较长，也是造成国际资本流动无法用单一理论和模型进行预测的原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一开始便有着着眼于大局的战略规划，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以往失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应该重视对企业的政策支持。具体而言，政府应从国家和企业利益出发，鼓励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有助于我国产能输出和产业转移的项目。同时，应着重考核项目是否符合东道国的环保、能耗、安全标准，避免中国企业因法律、商业和社会环境等方面调研不充分而出现投资失利的情况。通过政府的積极鼓励和谨慎引导，中国的资本力量将厚积薄发，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主要参考文献：
[1]Buckley P J，Clegg L J，Cross A R，et al.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
[2]Ramasamy B，Yeung M，Laforet S.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Location choice and firm ownership[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
[3]龙云安.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影响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3.29（7）.
[4]杨娇辉，王伟，谭娜.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J].世界经济，2016.39（11）. 上一篇：互联网融资与中小企业发展周期匹配分析 下一篇：收入结构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