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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势


2017-09-13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李丽萍

 摘要:政治人类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兼有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特点,即以人类学的视角、方式、原理、知识来研究传统社会中的政治及政治关系,进而解释人类政治现象的起源和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从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女性权力及民众与政治权力三方面来简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势,并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的热点时政予以说明。
  关键词:政治人类学;研究趋势;资本主义;
  Abstrac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a cross discipline, it has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namely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methods, principles, knowledge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expla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political phenomenon.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research trend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has changed greatly. This article from the capitalism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women's power and public and political power three aspects to research trend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ombined with today'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hot current politics.
  Keywords: politic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trends; Capitalism;
  分类号:D0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至今,政治人类学理论研究不断更新,且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特点。特别是从过去关注传统社会到今天关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1]、国家政权、地方社会及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等,使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本文从政治人类学研究趋势这一角度出发,简述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势,即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女性权力和政治权力、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并结合当下的时政热点予以说明。
  一、当代政治人类学研究视角
  受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原来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已不复存在,这些曾经的殖民地社会变成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并被重新整合纳入世界国家体系中,他们原有的社会文化特征或消失或被其他文化影响,失去了自身特点。且在这些国家内部,由于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发展国家现代化,其注重加强国家权威,结果使部落、族群和民族矛盾加剧,地方社会和国家政府间的冲突、纷争不断。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政治人类学逐渐将这些异域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此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治人类学也开始关注对农民、工人、妇女及其他贫困和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研究。
  (一)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政治人类学家将他们的研究视野转向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以沃勒斯坦(I.学类人治政等)floW.E(夫尔沃、)nietsrellaW家为代表,他们从不同视角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征服、压迫、剥削这些传统社会,并把其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接受所谓的普适的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过去的传统社会几乎不存在,变成了如今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原有的文化和道德体系被破坏,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需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而发达的“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则以友好合作的名义将资本主义体系,如政治制度、民主等引入到这些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出现了各种政治斗争和社会混乱。政治人类学家重视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影响的研究,其突破了原先传统的、封闭式的田野调查,并以更广的视野探讨政治过程、政治制度及如何重建政治秩序。
  (二)女性权力和政治权力
  女性为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维护女性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及寻求政治上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表明,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不只存在于社会公共领域,也存在于家庭和私人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批女性人类学家从两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利和角色等角度出发,研究了女性在社会中相对于男性的权利。其中,以罗莎多(M.Z.Rosaldo)、奥特纳(S.Ortner)、摩根(S.Morgen)和里柯克(E.Leacock)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她们重点探讨如何改变或结束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以及所受到的不公正、不平等待遇,以使女性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威以及更多的经济资源[1],这些研究给予传统政治观和权力观以巨大的冲击。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关于女性的研究理论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如曾怡仁和李政鸿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妇女地位低下及女工受到严重剥削等现象,并关注全球化进程中所造成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2]。戴雪红的《全球化语境下的女性主义政治》,不再单纯考虑性别问题,而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审视女性问题与经济发展、生态污染、气候变暖等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把女性问题纳入其他议题中综合考量。在全球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迅速重构的背景下,对女性的研究进一步拓宽了政治人类学研究视野,体现了政治人类学的复杂性和多样化。
  (三)底层民众与政治权力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分层日益明显,社会分化日趋显著,社会成员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差距扩大,处于底层的民众生存条件恶化、生活水平低下。从1970年以后,政治人类学也开始将他们研究的目光投向底层民众,即处于被边缘化的农民、工人、城市贫民等弱势群体[3]。一般而言,这些弱势群体对待国家权威要么暴力反抗,要么消极顺从。当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或他们的社会公正受到侵犯时,他们就会奋起反抗,且一般是通过非暴力方式进行,如阳奉阴违、装疯卖傻、偷懒、开小差、怠工、装糊涂、诽谤、偷盗、纵火等,斯科特把这种与权威的非直接对抗称为“弱者的武器”,这是弱势群体表达其政治愿望的方式,这种政治斗争与一般的政治活动不同,被斯科特喻为“红外线政治”[4](P2)。斯考特(J.Scott)、彼得森(G.Petersen)、斯卡尔尼克(P.Skalnik)等政治人类学家认为,底层民众的这种政治活动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但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境遇,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家改变治理方式,引起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从而使弱势群体获得一定的权利,这种权利被称之为“人民的权力”。在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世界各地的弱势群体有增多的趋势,特别是处于战乱和疾病肆虐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存处境令人担忧。政治人类学家对弱势群体的研究意义重大,其有助于社会各方共同关注弱势群体,改善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的境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时政治人类学将底层民众纳入研究范围,也丰富了其研究内容。
  二、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趋势
  (一)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冲击
  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即从政治体制、经济利益、文化渗透甚至是军事干预等全方位予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给传统社会留下的后遗症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冲击是巨大的。例如,东南亚的泰国、缅甸仿效西方的民主建立国家政权,结果却深陷“民主之乱”[5]。在东南亚,泰国是最早建立西式民主的国家,然而,在此后的80多年中,军事政变不断,政府更迭频繁,军人执政超过文官执政20多年,泰国民主发展屡遭挫折。同样,缅甸仿效西方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但由于中央政府软弱,无法有效掌控全局,结果国内各类矛盾不断突显,执政同盟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无法调和,国家动荡不安。虽然2016年民盟执政,结束了军人执政的历史,开始了民主转型进程,但仍有诸多难题亟待解决。在西亚、北非、中东地区,西方资本主义留给这些地区的是无法弥合的战争创伤,已被推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同样是作为强势文明的美国对弱势文明进行内部改造以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结果;被欧洲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从突尼斯开始的北非及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传统社会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的结果。为了实现改造目标,建立一个欧洲——地中海民主国家共同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称要给这个地区的人民以帮助,并向这些国家的地方武装提供资金、技术和武器装备,促使独裁者下台。如今,独裁者下台了,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过上安定的日子,反而难民人数不断增加,社会动荡,国家变得风雨飘摇。政治人类学家对此种现实问题应给予深切关注,思考和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对传统社会的影响和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以及如何使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有序运作。
  (二)女性权力与女性权利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不仅要关注女性权力,还要关注女性权利。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落下帷幕,希拉里虽败选,但她作为女性为争取国家政治权力、为确立女性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而进行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在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很多人群中仍存在性别歧视,就在特朗普与希拉里进行总统候选人第三次电视辩论时,特朗普在希拉里正在讲话过程中插嘴:“臭女人!”希拉里最后输掉宾夕法尼亚州,在宾夕法尼亚州,除了白人蓝领外,阿米什人投票率也很高,而且投给了特朗普。据说,按照阿米什人的文化传统和宗教,国家是不能让女人来领导的。女性在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上受到质疑,但女性权力对传统的政治观和权力观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希拉里最终没能打破“美国政治那最高、最硬的玻璃天花板,但那天花板已经有了裂痕”[6]。政治人类学家需回应这种挑战,同时政治人类学家也要将研究范围扩展到那些连看一眼玻璃天花板的机会都没有的女性。在饱受战争的地区和贫穷落后国家中的妇女,她们的受教育权被剥夺,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不到保障。非洲是当今全球严重动乱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女性成为武装冲突的牺牲品,构成了难民总数的80%,且随时有被杀戮和蹂躏的危险。女性主义者布赖森曾宣称:“一切政治理论,如果忽略了女性主义的思想,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片面的和贫乏的政治理论。”[7](P7)因此,政治人类学应关注女性在政治上的权力,更应关注女性在社会正义、利益分配、可持续发展、生活环境、日常生活、健康与幸福等方面的现实状况,进而促进两性发展、社会和谐。
  (三)普通民众与政治
  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人类学家开始重视弱势群体的研究,探讨他们如何利用各种传统文化资源,如语言、文化、宗教、艺术等来对抗国家权威。其实不只弱势群体,国家中的每一个公民通过非直接对抗的形式也可能左右国家的政局。如果说特朗普的胜利是底层民众对美国精英的胜利,那么英国脱欧公投和韩国总统被弹劾应该是普通民众通过“弱者的武器”对抗国家权威的表现。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认为,英国即使举行公投也不可能脱欧,于是,他宣称英国是否脱离欧盟交给民众来决定,结果卡梅伦被自己唤起的风暴推到了。韩国由一个特招生引发国家总统被弹劾,这是民众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对公众人物犯错的“零容忍”的表达[8]。韩国总统“闺蜜门”事件发生以来,韩国民众连续举行大规模声讨总统的集会,要求总统下台,最终总统被弹劾下台。斯科特曾指出:“农民的行动并不是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它就像成百上千的珊瑚虫形成珊瑚礁一样,这些微不足道行动的大量聚集,也可能最终使国家的航船搁浅或颠覆。”[4](P2)同样,在公民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下,国家中的每个公民都应重视自身的力量。因此,政治人类学除了研究底层民众外,还要关注普通民众,研究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民众之间的斗争、冲突和和解,以及他们与国家政治体制、政治制度、国家暴力机器之间的政治斗争。
  (四)司法与媒体对政治的影响
  在民主法治国家建设中,媒体和司法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媒体使政治事件更加透明,而司法的威慑力,使“法”大于“政”,二者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民意的走向,此次的韩国政治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韩国政治危机发生初期,一方面是司法系统介入,另一方面是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度挖掘和宣传,其在较短时间内就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尽管总统几次打“感情牌”向国民道歉,但最终也没能取得国民的谅解。因此,政治人类学还应研究媒体、司法与政治制度、政治地区、政治社团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媒体、司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达到平衡,进而促使政治制度更加完善。
  三、结语

  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无处不在,在全球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不断变化的今天,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宽,其研究对象已由原先专注于传统社会的局限性向更广、更大的范围扩展和延伸,并不断研究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发展,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在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各种政治制度的变迁、政治组织的运作和政治秩序的重构。

  

  参考文献
[1]董建辉.20世纪后期国外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趋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3,(1):10-15.
[2]曾怡仁,李政鸿.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挑战[J].世界政治与经济,2013,(4):93-115.
[3]徐小涵.两种“反抗史”的书写——斯科特和底层研究学派的对比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1):211-227.
[4]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苏州:译林出版社,2011.
[5]宋清润.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民主转型——以泰国、缅甸和新加坡为例[N].东方早报,2016-08-28.
[6]徐剑梅.希拉里和她的玻璃天花板[N].亚太日报,2016-11-20.
[7]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李敦球,金凯.朴槿惠时代徐徐落幕,缘何不宽容[N].中国青年报,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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