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的特征在于，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融合的趋势；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资本逻辑是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支配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它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和数字化时代本身的特质构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界限。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对策在于，自觉提高对它的全面、客观、辩证的认识；调整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安排；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

 

关 键 词：

唯物史观  第四次工业革命  文化意义 

 

 

       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诞生一种颠覆性的新生产力，它的到来必将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我们的一切社会关系，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沟通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那么它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文化领域，影响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其中界限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做重点的探讨。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特征

       技术工具和生产力水平是一种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重要方式，比如石器时代和火的使用、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等。

       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德国的克劳斯·施瓦布教授的著作《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版。在施瓦布教授看来，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60年延续到1840年，它是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发明触发的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延续到20世纪初，它的标志性特征是电力的应用、生产线的出现、规模化的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以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为核心，通常又被称为计算机革命、数字革命，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是其基本特征。第四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方兴未艾。施瓦布说：“我们当前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第四次工业革命始于这个世纪之交，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同过去相比，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②施瓦布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全球齐一化地迈入新时代，事实上，在部分国家和部分地区，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尚在进行之中。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新科技革命进行不同的概括。不同于施瓦布的工业革命阶段划分，美国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认为，蒸汽机是第一次机器革命的标志，机器替代人类体力劳动，它实现人类体力的外包，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等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标志，新机器替代人类脑力劳动，它实现人类脑力的外包。智慧力量将取代金属力量，朝阳产业将取代夕阳产业。摩尔定律预测的计算机行业的指数型增长正在发生③。美国的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指出，新型的通信技术与能源体系的结合常常是人类历史上触发经济革命的导火索，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引发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进而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必将取代以煤炭和石油为标志的化石能源时代。能源互联网、能源民主化会造成权力结构从金字塔式向扁平化权力结构的转型，经营方式从传统的等级化的集中经营向分散的经营转变，它的特征是“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④。由于各自的标准和角度的差异，施瓦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机器革命、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对当前的新科技革命及其未来影响的描述，彼此之间颇多重叠之处，但又不完全等同。所谓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和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其实相当于施瓦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合称。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仅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性基础和前提。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信息化程度比第三次工业革命更高，计算能力更强，它是“棋盘的另一半”。计算能力是指数级的创新增长，最后是一个天文数字。大数据和云计算是热词。

       二是一体化的趋势。施瓦布说：“物理、数字与生物世界的融合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这样的融合为节约资源、提高资源效率提供了巨大机遇。”⑤也就是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强调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协同，它会增强人类的能力和认知力，催生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能、3D打印、物联网等等新生事物。自动发现技术、语音识别、人机交谈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和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施瓦布说：“利用环境计算技术，机器人个人助手可以随时记笔记并回答用户提问。未来，我们的设备将对个人生活产生更大影响，这些设备会聆听我们的想法、判断我们的需求，并在必要时主动为我们提供帮助。”⑥在施瓦布看来，综合利用多种技术的创新模式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它不同于工业革命的传统模式。

       三是具有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力量。它旨在推动智能工厂、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全新的经济和组织构架，政府运行方式的调整和自我重塑。信息商品不同于传统商品的存储和运输，它的复制的边际成本为零。传统的企业经营观念和模式难以为继，面临颠覆性的拐点。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捷的好处，比如预约出租车、网上购物、支付款项，都可即时完成。它重新设定游戏规则，极大地影响着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新技术和自动化取代了许多工种，造成人们失业，同时也催生全新的职业或行业。需要社交技能和创造力的工作本来是最不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专属于人的工作，现在也面临被取代的风险。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世界观变革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文化观念的东西无非是现实生活的理论表达，文化观念的发展无非是现实生活过程的反射和反响，文化观念的独立性外观仅仅是一种假象。在工业革命和文化的关系上，技术变革推动分工和生产关系变革，进而必然影响到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首先在于推动世界观的变革。有学者指出：“互联网不仅在改变着这个世界，重塑着这个世界；互联网更是在思想的‘底部’，挑战着我们赖以生存、习以为常的科学观和世界观。”⑦

       传统世界观是对现实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每个人都有他的基于经验感知和理性反省的信念和世界理解框架，有他对世界的整体性看法，这些看法提供道德原则和思维方式，影响他的思想和行为。霍菲克说：“一个人最基本的信念或理解框架，组成了他的世界观，或世界—生活观。……总体来说，基本信念的作用，在于它有如一个框架和母体，我们据此来理解现实，并努力与这架构保持一致，在它的范围之内生活。”⑧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拒绝传统和想象，强调理性的自主性和绝对性，试图把自然视为自足的存在。基督教的世界观批评一切不信上帝的观念，认为世界是被造的，它被有位格的、至高的、绝对的、唯一的存在者即上帝完全创造、理解和掌握。近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迷信和乐观使得人们相信，一切存在物只有达到科学的标准才是完美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科学的世界，一个人们依靠理性可以把握的世界，它被理解为一台精密的仪器。总之，历史上的种种世界观，复杂而多样，彼此碰撞、冲突、对立、融合、替代，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着眼于这个唯一的感性经验世界。那些想象出来的虚幻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但也不是我们今天的数字化基础上的虚拟世界，因而不可能形成奠基于虚拟世界的世界观。

       虚拟世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的世界观变革之关键。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不同，它是拟真的世界。虚拟现实技术(VR)是以人机对话为基础的交互性的实现。它是涉及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等的交叉前沿研究领域。它模拟环境和人所具有的一切感知能力，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等，人佩戴特定的数字服装、数字头盔、数字手套或数字眼镜后，几乎会对理想的虚拟现实难辨真假。虚拟世界当然离不开现实世界，但它是现实世界的数字化和想象的产物，具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特点，比如它的虚拟性、可逆性和交互性等等，因而不能简单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模仿和复制。

       基于虚拟世界的世界观的特征在于，一是它的世界概念的内涵不同于传统的世界概念。它对世界本质的理解，既不是物质的世界或精神的世界，也不是二元论的世界，不是神学的世界，不是道德世界或美学的世界，而是数字化的世界。所谓数字化，指的是“在个人电脑—Windows—网景—工作流革命的作用下，一切内容和流程(从摄影到娱乐、通信、Word处理、建筑设计和我家草坪的洒水设施)都会被数字化，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卫星或光纤电缆进行制作、操纵和传递。”⑨二是它的虚拟性。也就是说，它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一个被制作、操纵和传递的数字化世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的数字化身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比如是一个手机号码，一个邮箱地址，一个假名字，一个个性化的图案或符号，等等。三是它认为世界是平坦的。世界变平的技术基础是软件和网络，不是马力和硬件；它的主要动力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或企业；它的特征是“我们以极高的运转速度、以巨大的运转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的联系、计算和合作，并且跨越了空间和语言的障碍”⑩。四是它的时空观。虚拟世界的时间是可逆的，空间是可以随时切换的。

       新世界观的技术基础是数字化和虚拟化。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就认为数是世界的本质。伽利略认为，数学是自然的语言。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提出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这被看作是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在牛顿那里，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现在，我们真正实现了世界的科学化和数字化。另外，通过多项技术的协同，虚拟现实已经从实验室走向生活，这就是人工智能等等的使用。

       这种新世界观到来的意义在于，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拓宽了我们的理论视野。它所带来的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虚拟世界及其世界观。比如，在人工智能的问题上，人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工智能毕竟只是冷冰冰的程序，而程序是由人设计的，所以超越或近乎人类的高级处理能力的人工智能是不可能的；另一种看法认为，计算机将超越人类，成为开发和进化的主角，库兹韦尔认为这个“技术奇点”的时间点是2045年(11)。松尾丰等指出：“如果一台人工智能能够制造出比自己稍微聪明一点的人工智能，而这一台被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又能够再制造出第三台更加聪明的人工智能，如此不断持续下去，那么很快就会出现无限聪明的人工智能。”(12)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涉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而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今天的重大现实话题。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讨论未来的智能机器是否会战胜人是毫无意义的。凯文·凯利认为，机器已经成为嵌入人类生活的技术元素，在未来的人机共同体中，嵌入技术元素的“新人”将彻底告别工业时代的世界观，告别对确定性世界的迷恋(13)。

       三、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意义还在于它推动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形成。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不同于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是立足于互联网技术基础的新观念。理解这种新观念的内涵，就要区别“互联网+”和“+互联网”的不同。“互联网+”是互联网和各个行业的有机结合。“+互联网”表面上使用了互联网，实际上还是原来的那一套，没有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实质改变，因而仅仅是外在的结合。新科技革命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发生一系列的新变化。

       1.用户至上的观念。用户不是客户。传统观念强调客户是上帝，客户就是购买服务和产品的人。企业和客户的关系是一次性的，企业的服务或产品被客户购买并消费之后，双方就没有关系了。互联网思维的用户是使用了你的服务和产品的人。企业想方设法给用户提供服务和产品，长期与用户保持联系，长期让用户感知到自己的存在，但用户还不用向企业付费。由于用户决定一切，所以企业要以用户为中心，时刻想着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给用户提供更多的便捷性和愉悦性的服务和价值，并不断改进自己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质量。

       2.快速变化的观念。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4)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变化的本质性描述，今天依然是适用的。在传统社会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变化，这是一个固态的社会。近代以来，金属的力量造成历史的剧变，这是一个流动的液态社会。今天，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变化是指数级的创新性增长，如果要继续做一个比喻的话，我愿意把它称之为气态的社会。

       3.免费的观念。在传统思维里，免费是一种营销手段，或者是一个鱼钩，最终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在互联网思维里，免费是无条件的，用户享用商家的高品质服务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之所以能够免费，原因在于海量的用户造成互联网软件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趋近于零。互联网价值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基础服务免费，目标是拥有海量的用户，然后通过增值服务(个性化收费服务)和植入广告(“羊毛出在猪身上”)去赚钱。免费观念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建立了新的游戏规则。周鸿祎说：“互联网本身以免费为精髓，免费是互联网的一种哲学。”(15)

       4.交互性的观念。传统的等级观念和灌输的方式不适合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要求，企业和用户之间、用户和用户之间的交流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人机交互也越来越成为流行的方式。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有时间、空间和高昂费用的障碍，彼此只要有交流的愿望，就可以瞬间表达，而且是零成本的。新一代年轻人甚至已经不习惯于面对面的交流，而更加习惯于微信、微博等方式的人人或人机的交互沟通。

       5.万物互联的观念。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和价格的可接受性造成所有物品都在联网。施瓦布说：“专业人士认为，未来世界的每一样(实体)产品都可以与无处不在的通信基础设施相连，同时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也能使人们充分感知周围环境。”(16)

       6.共享经济的观念。共享经济指的是“技术的发展使实体(个人或组织)能够共同分享某个实物商品或资产的使用权，或分享/提供某种服务，这在以前是非常低效甚至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共享通常可以通过网络市场、手机应用与定位服务或其他技术驱动型平台来实现”(17)。它的优点是减少交易成本和系统摩擦，比如，拼车或滴滴打车的技术实现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手机预约与支付，它常常低于乘坐出租车或自行开车的费用。智能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这种共享经济观念的流行。

       7.赢者通吃的观念。数字技术会造成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也就是说，强者愈强，弱者更弱。在传统社会里，由于交通、传媒、技术能力等等的限制，每一档次的产品和服务都有自己的市场。信息技术使得最佳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很容易并且廉价地提供，从而最佳产品和服务就占领了全部市场，二流及其之后的产品和服务就面临没有市场的危险。百度在搜索领域、阿里巴巴在电商领域、腾讯在社交领域都是一枝独秀，这些是明显的例证。有学者指出：“通常情况下，当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使得数字化产品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时，各种不同市场的超级明星就会看到他们收益的大幅提升，而处于第二梯队的人们将会发现很难与之竞争。”(18)赢者通吃的社会要求与之相应的新观念，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理解技术变革引起的收入差距拉大等等现象，并且尽快适应这个时代。

       8.透明的观念。大数据和机器智能使得这个社会成为一个透明的社会，一个没有秘密的社会。就企业而言，“透明”意味着“供应链数据更多，消费者可掌握的数据也更多，从而更容易比较同类产品的性能，也就是说权力要向消费者转移”(19)。传统的货比三家已经过时了，现在的消费者在互联网上可以轻松地实现货比百家，最终选择性价比最高的满意商品。但是，透明还意味着隐私权受到威胁。隐私权是道德律令和社会秩序的内在要求，是人们自我保护和尊严的需要，但它也是人性窥探的劣根性和竞争者力图侵入的领地。黑客的侵入既是冒犯，又是监督。阿桑奇和他创办的维基解密就毫不留情地揭开了美国政府的神秘面纱，公布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必须说明的是，动物没有保护隐私的观念和行为，所以，隐私保护是人的特有的社会属性。有学者指出：“隐私就像自由，只有当人们失去它的时候，才知道它的可贵。”(20)

       9.大数据的观念。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凭经验决策，统计学固然使用了数据，但它收集的数据很难具有大数据的体量大、多维度、完备性的特征。互联网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用数据说话，它把人类的智能问题变成了数据问题。有学者指出：“大数据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在的数据量相比过去大了很多，量变带来了质变，思维方式、做事情的方法就应该和以往有所不同。”(21)机械思维是工业时代的决定性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但它无法解决不确定性问题，大数据思维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它补充了机械思维的不足。有学者指出：“在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时，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不确定性，而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取代原来的因果关系，帮助我们得到我们想知道的答案，这便是大数据思维的核心。”(22)目前要克服的困难仅仅在于，如何收集真实的数据，并且让真实的数据说真话。

       总之，新科技革命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人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性改变。杰里米·里夫金说：“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和长辈们的排外行为，与在社交媒体网络里长大的这一代格格不入。这一代人强调透明、合作、平等，标志着他们在观念上与前辈产生了重大的分歧。”(23)在数字化的智能机器时代，那些拒绝接受新价值观和互联网思维方式的人们，将会逐渐被边缘化。

       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局限：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4)也就是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至关紧要的决定文化、观念、意识、思想的东西，它的核心部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首先是根本性的技术变革，总体上属于生产力的提高，它自身的数字化特质当然会影响文化观念和文化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必须考虑到生产关系的作用。

       其一，资本逻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这决定着剩余价值的追逐依然是时代的本质现象，文化仅仅是资本的外衣。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逻辑是“普照的光”，它是市场主体按照理性、自利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掠取剩余价值的过程，它是商品的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马克思说：“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25)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技术变革和机器的使用，目的并不在于人的解放，也并非出于某种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屈从于资本增殖的绝对原则。第四次工业革命固然带来极大的文化影响，但它最终依然服从于资本的钳制，推动变革的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和政治家们的首要考量是投资收益率。这一变革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中介系统的极端化发展，同时刺激和鼓励人们的生产和消费，进一步满足人们的感性欲望和心理需要，由此推动社会结构化系统的顺利运转，它无法直接实现人的解放。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不在于道德的正当性或某种终极意义，而在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沉重的话题蜕变为娱乐性节目，人的整个生活都娱乐化了。波兹曼曾指出：“简单地说，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26)感性的、肉欲的、身体性的方面被张扬和肯定，崇高的、形而上的、理想性的方面从精神家园中被放逐，人成为无根的浮萍，成为流浪者、异乡人、无家可归者，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并没有带来人们内心的安静和充实感，人们的心灵仍得不到安顿，浮躁、不安、张皇失措、紧张、无意义感依然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本质性感受。

       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在于，它无视社会的复杂性和非技术因素的重要性，片面地高估技术的决定性意义，从而采取了还原主义的思路。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技术变革的意义，宣称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纱技术是“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马克思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有学者指出：“决定论理论也具有关于技术发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同历史事实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假设包括：第一，技术发展是按照进步的内在的技术标准，沿着单一和固定的轨道进行；第二，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技术的发展。”(27)

       其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世界进一步推动了对科学和工具理性的膜拜，它的文化根源是理性主义及其世界的科学化，由此造成非逻辑的世界过滤掉了它的诸多鲜活的质性的东西，导致虚无主义的继续滋生和蔓延。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计算的逻辑化世界，它是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在这样一个理性世界里，上帝隐遁了，那些高贵的崇高的东西也边缘化了，驱动世界的真实生命力被压制和扼杀了。贝尔清醒地认识到现代人的精神危机问题，他说：“虚无主义作为科技理性的逻辑发展，或作为一种要打倒所有传统习俗的文化冲动力的最终产物——是否正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呢?”(28)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精确性是数学的自然研究的特性，但它不是所有学科的特性，更不是这个世界的特性。他说：“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历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一种对于这种研究方式来说本质性的要求的实行。”(29)在海德格尔看来，世界的数学化是近代以理性为中心以来的特有现象，它要把自然科学作为科学的典范，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对存在的遗忘。人的丰富性没有了，变成干瘪的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人，或者工具化的人，变成了经济动物。

       媒介技术影响人类文化，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生活态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波兹曼从技术与文明的关系角度把文明分为三类：“工具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30)在波兹曼看来，17世纪以前，所有国家都是工具运用文明，在这一文明阶段，工具的引入和出现并没有减弱人们对传统、上帝、政治和教育方法的信仰，反而是人们的信仰引导工具的发明，限制工具的使用，当然，也存在由于技术的引入导致习俗、宗教和思想观念的权威被攻击和瓦解的现象；技术统治文明孕育于中世纪的欧洲，兴旺于近代，它的特点在于，工具在整个文明的思维世界里处于核心地位，其他任何事物都必须为技术的发展让道，工具不再融入文明，而是攻击文明，技术为王的世界观盛行；技术垄断文明是专制的技术统治文明，它与技术统治文明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关注点仅仅在于机构发明，承认机器改变人类的生活，前者则臣服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要求人类在机器和技术之中寻找人生的意义。波兹曼说：“技术垄断是一种文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状态。技术垄断在于对技术的崇拜与神化，即文明在技术之中寻找权威，寻求满足感，建立起自身的秩序。”(31)波兹曼的深刻洞察和分析颇有合理之处，他对技术垄断的负面影响之反省更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当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统治之时，盲目的狂热的拥抱和保守主义立场的反对恐怕都有不妥。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第四次工业革命固然影响了文化的诸多方面，但这种影响有其局限，它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生产和消费之异化本质。

       五、积极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之对策

       第四次工业革命必将影响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影响不同人的文化基因之进化和变异。面对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必须以积极的心态加以应对。

       其一，自觉提高对它的全面、客观、辩证的认识。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改变世界，它必将根本性地改变社会的结构和人类的未来。它既会给传统产业带来挑战，使得传统产业的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也会给经济社会带来新机遇，形成新的适应于新科技发展水平和环境的劳动力市场。新事物的出现总是带给人一种不确定性和隐隐的不安，但假装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不是明智的态度，唯有怀着极大的勇气以理性的、公正的、人道的、包容的态度面对它才是正途。施瓦布说：“只有天真幼稚的人才会宣称，他们非常清楚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但若因方向不明而感到恐惧惊慌则同样幼稚可笑。”(32)面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人类基因的改良和认知能力的增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的伦理和精神观念问题。印刷术的出现曾经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面貌。波兹曼说：“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及精英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情感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33)印刷术是这样，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是这样，它必将改变整个文化世界的面貌。唯有正确地认识它的本质和趋势，确立相应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才是积极的恰当的应对策略。

       其二，调整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安排。随着整个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文化体制机制的政策和文化制度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在技术和观念诸方面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文化生活的新特征是信息量巨大，因而尤为关键的是改变以往的观念和政策导向，在文化生产和消费方面制定新的激励政策和评价体系。另外，如何兼顾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和精神生活的充实感，这也是政策制定需要体现的重要价值导向。我们要避免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不顾时代变化的制度设计，同时也要反对简单迎合民众低级趣味的功利倾向和媚俗做法。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始终是文化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应有责任。

       其三，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氛围。创新就是标新立异，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失败是大概率事件，而成功的可能性往往很小。创新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因而它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每一个试图创新的人都要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面对不同的想法和价值观，我们要理解和包容；面对失败的探索者，我们要尊重他们，而不是嘲笑和冷落。伟大的失败比平庸的成功更加震撼人的心灵，更有益于人类社会的进步。有人说：“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宽容地对待不同的想法，才能鼓励创新的人，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才能勇于创世，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因为创新成功的故事背后有100个不成功的例子，所以中国如果需要真正的创新，价值观是最重要的。”(34)只有在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里，才能有更多创新的硕果。

       其四，充分发挥教育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功能。有学者指出：“拥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或者接受过符合社会发展需求教育的人，将会迎来一个绝佳的机遇期，因为这些人能够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技术去创造和获取更多的价值。”(35)今天，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才，而不是资本和物。从物向人的转向，从人的数量向人的质量的转向，这是当下的最重要转向。人才的竞争将变得越来越激烈。教育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地方，因而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培养高端文化人才，这是我们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文化影响的明智做法。当然，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培养高效的劳动者，而且在于人格的完善，因而要全面发挥学校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人类面对每一次的技术变革和挑战，最终总能把它转变为发展的机遇。就此而言，我们有理由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秉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我们既反对技术乐观主义，也反对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无视资本逻辑的巨大力量及其导致的技术异化对人的控制，坚持一种素朴的历史进步论立场；技术悲观主义过分夸大了技术发展的负面作用，无视技术变革的积极意义。施瓦布说：“最终，一切都归结于人、文化与价值观。我们需要努力使来自不同文化、国家和收入群体的所有公民都能了解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对文明的冲击。”(36)在施瓦布看来，只要我们积极应对，数字化的新技术革命能引发新文化运动，进而改变生存意义的传统根源，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反过来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造福人类。施瓦布的乐观态度值得肯定，但他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反作用于新技术革命的方面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省，也没有对数字化世界观的偏颇进行过多探讨，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施瓦布是敏锐机智的学者，但有过于浪漫化的嫌疑。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②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李菁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③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蒋永军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④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前言，张体伟、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⑤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第67页。

       ⑥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第9页。

       ⑦段永朝：《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6页。

       ⑧霍菲克编：《世界观的革命》前言，余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⑨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⑩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第9页。

       (11)转引自松尾丰、盐野诚《大智能时代：智能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的经济、社会与生活》“前言”，陆贝旎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12)松尾丰、盐野诚：《大智能时代：智能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的经济、社会与生活》“前言”，第19～20页。

       (13)转引自段永朝《互联网思想十讲：北大讲义》，第2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5)《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16)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第145页。

       (17)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第169页。

       (18)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第174页。

       (19)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第57页。

       (20)吴军：《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39页。

       (21)吴军：《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第74页。

       (22)吴军：《智能时代：大数据与智能革命重新定义未来》，第141页。

       (23)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第1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7页。

       (2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27)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2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3页。

       (29)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89页。

       (30)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蔡金栋、梁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31)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第66页。

       (32)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第116页。

       (33)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29页。

       (34)《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第203页。

       (35)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第13页。

       (36)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第u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