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主要目标。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全球性智能革命正在深度影响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各个领域，智能社会将成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崭新的社会背景。虽然智能社会还处在“窗口期”，人们似乎只是感知到了生产生活的改变，但是它对世界、对中国、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将会极大地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因此，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正视这一全球性社会发展大势，深刻认识智能社会的运行规律，理性应对智能社会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把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在科学推进智能社会建设与治理过程中，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 
　　关键词：智能社会；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前国际资源环境变化背景下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09AZD047）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011-13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世界现代化大势的战略抉择。现代化是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历史产物，它推动西方社会从封建的中世纪走向现代资本主义，使人类第一次得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满足，并且主宰了近三个世纪的世界潮流，直到现代仍被西方视为普适性治理模式、发展道路在全球推行。现代化一直为中华民族的梦想和追求，近两个世纪以来，无数中华儿女为此抛头颅洒热血。新中国成立以后，实现现代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远大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就已经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简称“四化”）的历史任务，第一次将现代化系统地上升为国家治理的目标，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现代化目标一步一步地得到实现，特别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这一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这一新时代，将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照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安排，未来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用15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用15年，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 这样，中国将国家治理战略再一次提升，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为一体，并依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领推动中国第二个百年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现代化面临的远不只是传统“四化”提出时以及后来的社会背景，也不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世界格局，它恰逢的是一个崭新的、复杂的、以智能革命为主导力量推动的智能世界和智能社会。由此看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以智能社會为背景，既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又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 
　　一、智能社会是经济科技社会演进的必然趋势 
　　历史走进新时代，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以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广泛渗透应用为特点的智能社会正在一步紧似一步地向我们走来。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正处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汇点上。随着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以机器人科技为代表的智能产业蓬勃兴起，成为现时代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③ 目前，学术界对于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认知，基本共识就是智能社会。这种“智能社会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广泛深度融合、技术全面更新换代、产业系统升级、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调整演进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融合、协同、共享、共治是其鲜明特征”④。同时，这种智能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又是一脉相承的，它孕育于工业社会、发展于信息社会、塑造着未来社会。学术上较为一致地认为，18世纪中叶以来，从科学技术变革与产业经济发展融合关系的角度看，先后发生了四次科技革命，即蒸汽机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正在迅猛推进的以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支撑的智能革命。由于前两次科技革命与工业产业高度融合，其历史功能也主要体现在工业领域，所以前两次科技革命通常称之为“工业革命”。发生于上世纪中期以来的第三、四次科技革命，其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工业领域，而是逐步扩展到诸如信息技术、通信、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多种领域，并且对人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产生着深度影响，因此，又多将第三、四次科技革命即“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称之为“新科技革命”。正是由于“新技术革命”的“信息”、“智能”等要素的巨大能量，使得信息社会快速转型过渡到智能社会，从而开启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时代。 
　　新科技革命大体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信息革命时期。1945年底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电子革命的启动；1969年第一个计算机网络的诞生标志着信息革命的来临；1993年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启动标志着信息革命的全面爆发。⑤ 从全球经济社会形态判断，发达国家的信息革命已经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革命则方兴未艾，有的或者刚刚开始，基本处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交融时代。但是从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趋势看，信息革命之后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迅速展开。第二，智能革命时期。2001年美国科学基金会主持编写了《提升人类能力的会聚技术》报告，提出会聚技术涉及纳米科技、生命科技、信息技术、认知科学四个领域，其中认知科学是会聚技术的基本点。该报告指出：“如果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它，纳米科学家就能够制造它，生物科学家就能够使用它，信息科学家就能够监视和控制它。”⑥ 2009年美国科学院发表了《21世纪的新生物学：确保美国领导正在来临的生物学革命》研究报告，判断“新生物学时代即将来临”。新生物学将在实现生物学内部学科整合的基础上实现生物学与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科学、数学等多科学领域的深度融合。其目的就是进一步探索、解释生命的本质，探寻解决人类面临的健康、环境、能源、食物等严峻问题的针对性方案。2011年8月，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表《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有可能发生两次新科技革命，而且两次革命都将发生在交叉科学领域，都是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主要发生在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结合部，物质科学、空间科技和能源科技的交叉结合部。人类文明将进入“智能时代”。2016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作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两份重要报告，展望美国未来50年的发展。前者审视了人工智能的现状、现有和潜在的应用以及它在社会和公共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后者确定了国家资助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的策略。2016—2017年，中国政府相继颁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抢抓这一轮新科技革命的历史时机，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从发展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角度看，世界主要国家对于“新科技革命”的高度重视程度折射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21世纪将是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人类再一次面临的崭新时代——智能社会。这一时代正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高潮合拍同步。
二、智能社会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 
　　事实上，随着智能机器人、物联网、云计算、人机交互技术、智能材料、智能能源、脑科学与类脑智能以及新生命科学等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整体性、系统性突破，智能社会正在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向我们走来，并在许多领域深度地改变着我们所处社会的结构和状态。“从可预测的未来30年看，本次科技和产业革命不同于前几次基于某一项技术的突破而发生，而是多学科重大科学问题多点突破、各学科竞相领跑、尖端技术融合汇聚，不断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并由此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地由量变转向质变。形成创新驱动、开放共享、结构优化、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的新型经济形态，并形成从技术多点突破逐步促使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社会运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进而又促进技术和产业发生重大变革的模式。”⑦ 如果我们从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顶层设计的战略角度观察，智能社会既传承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基因，又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一，智能革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有学者认为，人类科技革命分为能量革命和智能革命。近代蒸汽动力发明、电气与原子能的发明及应用属于能量革命，工业社会是能量革命的产物。能量革命使人类从生物圈走进技术圈，建立了一种高能结构社会，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一体关系，最终使人类与自然走向对立。而智能革命则是人类借助智能智慧、依靠科技创新改变经济社会的动能结构，创造一个低熵社会，推动工业社会转向智能社会，人类从技术圈走进智能圈，回归人与自然的亲近共生关系。⑧ 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深陷农业文明的思维泥潭，失去了工业革命的机遇而落伍于世界。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赶超并跑，虽然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工业化，但终于在工业化后发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不过我们依然无法绕过以高耗资源、能源的传统工业化所带来的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因此，未来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对此，习近平提出了“并联式”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战略新路径。2013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发展的很多方面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发展历程，科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也必须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作用。”⑨ 科技创新是智能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面向智能社会的未来仍然要继续走好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之路，但必須转变发展方式。面向智能社会，我们既要看清继续完成好工业化任务必须选择的正确途径，更要着力把握智能革命兴起所带来的历史机遇。 
　　第二，智能与网络改变社会组织形态与运行方式。智能社会是万物互联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人、物、数据和秩序由互联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互联，感知无处不在，连接无处不在，数据无处不在，计算无处不在，与人类相关的所有行为都将在有意和无意之间留下完整的记录，社会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在不断的学习、演化和习惯养成中得到重构。智能社会是融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于一体的时代。互联网技术为人类创造了全新的空间，使人类从此展开了无限的竞争、交流、合作、攻击、偷窥、窃取、破坏、战争等等，可以说是没有疆界、没有底线、没有约束，可以尽情地将人类在实在社会活动中想做而做不到、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毫无顾忌地在虚拟社会无限地发挥。与此同时，不断为人类所强化的“增强技术”，将真实世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有机集成，把原本在现实世界很难体验到的实体信息，通过电脑计算、VR/AR等技术模拟仿真后叠加，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为人们所感知，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感官体验。这样，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到同一个画面或空间。这种技术将以全新的虚拟实化的形态、全新的社交方式、全新的浏览器、全新的搜索模式、全新的游戏模式，给人类带来一个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使人类从此又能活在另一个新的世界。智能社会是深度改变社会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的时代。在万物互联、全面智能的条件下，物理世界、信息空间、“人的网络”三者高度融合，社会呈现出系统、整体和全面智能化的形态。“移动互联与社交网络以‘人的行为为核心’的信息组织方式，赋予了用户前所未有的力量和权柄。分散的用户因快速、实时、紧密、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使居于优势地位的组织成为相对弱势的一方。移动社交网络将用户结合到一体，基于某一共同兴趣的社群所拥有的社会权利越来越大，网络空间的‘去中心化’、‘去中介化’越来越明显。”⑩ 在网络世界里，原子化的个体因某一共同点连接成群体虚拟组织，并超越各种有形无形的疆界，其能量在一定程度上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组织力量。同时，无所不及的互联、物联连接物理世界、虚拟世界和人工智能，高度集成的云计算高效能地处理人类无穷无尽的数据，信息物理融合系统集成计算、通信、控制于一体，通过人机交互接口实现与物理进程的交互，使网络化空间可以以远程、可靠、实时、安全、协作的方式操控物理实体，从而构建“物理实体+人工智能+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大数据”模式和不同类别的专业模块，深度改变人类社会一切重要活动的运行方式，诸如智能教育、智能交通、智能文化、智能健康医疗、智能能源、智能生态、智能家庭、智能社区、智能城市等等。 
　　第三，“人工智能+万物互联”颠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互联网将机器、设备组、设施与“传感器+大数据”形成系统网络，将一个庞大的物理世界在更深层面实现连接、大数据、数字分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完美结合，从而产生“信息化学反应”，创造出更高的工业生产效率。简单地说，传统工业经济“用机器生产机器”的模式被智能经济“由智能机器控制智能机器”的模式所取代。这种新模式，理论上不仅使工业经济跨越产品生命周期的整个价值链和包括航空、交通、能源等全工业领域，而且理论上可以将全球工业系统的所有工业装备、设施、资源等实现互联网融合，打造全球共享平台。“人工智能+万物互联”智能工业体系有效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提高工业系统设备维护修复效率以及优化工业领域整体生产运营效率。智能制造将彻底改变传统工业的面貌，从过去的“人脑分析判断+机器生产制造”的方式转变为“机器人分析判断+机器或机器人生产制造”的方式，工业经济产业链将演变为“网络化制造”、“自我组织适应性和智能物流”、“集成客户的制造工程”、“个性化定制与服务”以及“自适应柔性供应链体系”等区块连接的模式。在互联网工业生态体系中，企业从追求“内在一体化、全能化”转向“平台共享、协作制造”，从“生产—销售—消费”、“生产决定消费”转向“消费—生产”和“消费即生产”的理念与模式。
共享经济是智能经济形态的直接体现，它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或服务，以较低的价格向社会全方位提供。供给方通过在特定时间内让渡物品的使用权或服务获得一定的回报，需求方不直接拥有物品的所有权，而是通过租借等共享的方式使用物品或服务。共享经济的本质就是“去中介化”、“再中介化”。所谓“去中介化”，就是打破劳动者对商业组织的依附，可以直接向最终用户提供服务或产品；所谓“再中介化”，就是虽然脱离商业组织，但又接入了互联网的共享平台。共享经济真正的活力，不仅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或者将潜在资源激活的商业模式，更源于对社会真实需求、美好期待的有效回应。目前，共享经济已经成为社会服务领域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形态，无论社会是不是欢迎、能不能适应，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商业模式，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场景。大数据成为智能社会的战略资源。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扩散，带给我们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及形成了数据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并引领科技创新、生产经营和商业模式的深度变革。目前，数据竞争已经成为国家竞争能力的核心，数据安全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数据开发利用的产业将成为战略产业。对数据资源的控制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志。与之相应，平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平台经济是伴随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产生的，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平台企业为支撑而演化出来的新经济形态和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当今关联度最高的一种经济形态。平台经济以其多边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资源整合优化与增值性和快速成长性等优势，伴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万物互联网的飞速进步与应用得到迅猛发展，全球性平台企业纷纷涌现，催生出一轮又一轮平台经济浪潮。谷歌、苹果、脸谱、亚马逊、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旗舰平台，推动全球平台企业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对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变，在一些领域甚至产生了颠覆性影响，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备受瞩目的经济社会现象。智能社会的经济形态虽然传承着传统经济的合理基因，但其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动力结构转变的结果，是社会文明的必然进程。 
　　第四，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产生深刻改变。智能社会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机共治，简单地说就是人工智能与人类将会共同治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这实质上就提出了一系列敏感问题：机器人是人还是机器？看不见的数据是劳动对象吗？共享经济是哪种所有制结构？“价值链峭壁”{11} 与社会公平会背道而馳吗？凡此等等，都将迫使我们对智能社会的一系列属性进行再认识。 
　　事实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代的机器人并非传统的仅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的人工工具，而是以模拟、应用人类智能的方式，对外界甚至自身作出应变反应的智能机器。有科学家预言，新一代机器人将是一种生物、电子、机械的综合体，有可能像人一样思考、处理各种事务，甚至具有繁殖、自我修复和创造能力，能灵活地运用各种资源，具有强大的动力和适应性变动的结构。未来的机器人将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思想和意识，并具有和人类一样的复杂感情和性格。机器人不仅以助手的角色，更是以主人的身份参与一切经济社会活动，它可能替代人类劳动甚至是超越人类的劳动效率。《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的作者，意大利人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将技术看作媒介，由此而将人类生产活动分为三级状态：一级技术状态“人类—技术—自然”、二级技术状态“人类—技术—技术”、三级技术状态“技术—技术—技术”。当经济社会发展演变到三级状态后，人类作为技术使用者便不再处于这个回路之中，至少处在这个回路之上，或者人类也许根本不会存在于某些领域，只是作为受益者或消费者，享受、依赖这些技术。{12} 无论从哪个角度，不管用哪种价值理论去解释，都无法回避机器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先进生产力，并作为人类劳动力的一部分直接创造价值。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观点，那么推动未来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力量就是人工智能。至于当机器人具有了人的思想、意识、情感和性格之后与人类如何相处，则是深度智能社会的大课题。 
　　在智能经济时代，大数据、虚拟空间、规则、网络、平台以及与此相关的创意、构思、模型等看似虚拟的东西都成了重要的劳动对象。这类劳动对象不仅是无形的，而且是无限的，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智能社会将这种虚拟的资源作为劳动对象，人类就必须转变传统的物质资源开发理念，从有限、有形的物质世界转变为无限、无形的虚拟世界，并且将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高度融合、协同开发，使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达到和谐状态，这就是智能社会本质特征。所以，看不见的劳动对象是智能社会的基础，比传统经济条件下的物质资源更为重要。自然，物质世界任何时候都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物质资源的重要性，但同时我们又必须将眼光投向虚拟空间，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物质资源的耗费，最大限度地将注意力从向自然界索取游离开来，开辟人类活动的新领域。所以，将虚拟资源作为劳动对象，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价值判断，实质上是人类社会未来道路的选择。 
　　从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看，共享经济将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最具普遍性的一种经济形态，因为它模糊了所有制结构边界，模糊了领域和地域界限，变成为几乎涵盖所有人群与个体的网络经济区域。共享经济凸显共治、共享、共赢理念，给一切形态的资源拥有者和一切形态的需求者创造了一种共有平台，使每个参与者在其间实现共赢。2016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共享经济的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的就业人数约585万人，比上年增加85万人；众筹行业筹资224.78亿元，是2015年全年的1.97倍；在线旅游分享住宿市场交易规模达到89.4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80.6%；外卖市场爆炸式发展，交易规模约1524亿，比2015年的459亿增加了232%。{13} 这组数据充分表明了共享经济发展之迅猛，充分体现了“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特征。共享经济不仅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而且再一次实现了思想大解放，突破了传统的所有制思维局限，再一次激发了社会发展活力。从这一角度看，发展共享经济具有重大的社会历史意义。
智能经济以科学技术、数据信息、智慧创意作为根本驱动力，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将会变得更加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完全是社会规范所致，而是由主体所处的经济形式和价值链环节所决定的，那些处于价值链高端、掌控价值链核心、主导价值链走向、支撑智能经济核心动力、引领智能平台经济的经济社会主体，必然在智能经济体系中占据高额价值空间。因此，随着智能经济的深度发展，智能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以及智能经济本身存在的价值梯度现象将越来越凸显，这种不平等现象长此以往就会产生不可逾越的价值峭壁。这种价值峭壁趋势本质上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深刻变化所导致的新的社会现象，只是智能经济时代更鲜明一些，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和把握。 
　　第五，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现形式发生重大变化。在智能社会，政府权威治理将逐步弱化，规则、标准、法治、共治将成为治理的主要形式，社会治理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的融合，社会将快速出现扁平化、微群体化、高频率自由流动化等形态，传统固化的官僚治理体系将不再适应智能社会结构，小规模、少层级、服务型、间接性、开放性、关联性、协同性、灵活性、专业性的治理模式将成为主导，政府组织将越来越多地与各种社会组织展开合作，在法制分工体系下协同治理社会。政府治理手段也将主要运用规制、标准、载体、技术等核心要素主导，并非包揽。由于人们的政治社会活动范围突破了实在社会的空间和地域范围限制，政府主导、法治构建、有序组织的实在社会与匿名、无序和跨界的虚拟社会同在，人们生活在智能社会成为常态，传统的政治组织及规则必然显得力不从心。在智能社会时代，社会动员的主体不再只有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甚至是个人都有可能发起社会动员讯号，并在一定条件下培植政治认同感，形成政治凝聚力，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全球化、多极化、个性化、快速化等社会特征在智能社会将得到充分体现，国家治理将会融入全球治理，治理的主体结构将转变为国家主导、多种主体参与的多重治理组织体系，任何一个“孤岛式”的国家治理都将会无路可走，世界治理手段将由军事干预、贸易制裁等强制手段转向国家政府间斗争、妥协、合作与共赢。但是这一系列转变并不否认传统治理的现实作用，我们只能在顺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政府治理理念、职能、体系、制度和手段。 
　　三、智能社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新课题 
　　客观地讲，中国目前尚处于智能社会“窗口期”。虽然一些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沿，但是实现工业现代化还面临着艰巨的转型任务。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还是主导模式，广大农村落后的面貌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智能农业似乎还是件新事物。我国在一些尖端科学技术领域有一席之地，但是在科技应用、科技普及、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从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成为关键制约因素。这充分说明，在迈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都以智能社会为时代背景，但中国这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更加复杂，历史任务更加艰巨。从国家治理视角看，迎接未来智能社会，我们必须面对四个重要的新课题。 
　　第一，怎样走好“并联”式发展之路？正如前文所述，习近平将西方现代化之路比喻为“串联”式，将我国现代化之路比喻为“并联”式。这种比喻是基于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发展历史对比的思考。18世纪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四次科技革命，虽然都发源于西方国家，并由它们所主导，但其对于世界、对于中国的影响巨大。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开创的“蒸汽时代”（1760—1840），标志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创的“电气时代”（1840—1950），使得电力、钢铁、铁路、化工、汽车等重工业兴起，石油成为新能源，并促使交通迅速发展，世界各国的交流更为频繁，并逐渐形成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创了人类的“信息时代”（1950—），全球信息和资源交流变得更为迅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一步确立，人类文明的发达程度达到空前的高度。{14} 目前，信息革命方兴未艾，仍在全球扩展和传播。前三次科技革命使得人类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生态成本，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全球生态与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等多重挑战，并在高速信息化和深度工业化惯性的作用下，引发了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革命，从而使生产函数从自然要素投入为主体转移到以智能、绿色要素投入为特征的跃迁，其影响力一开始就触及整个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智能化成为变革的重要特征，由此而引发的智能社会初见端倪。”{15} 时逢21世纪发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革命，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过去200多年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先后错过了三次科技革命的机会。由于错失前两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820年的1/3下降至1950年的不足1/20。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中国因此陷入饱受列强凌辱的苦难历史。{16} 虽然上世纪中叶中国也曾在极低发展水平起点上发动过国家工业化，期望竭力弥补失去的前两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欠账，一度奢望“赶英超美”，但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纵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中，我们侥幸地赶上了末班车，也实现了成功追赶，但就整体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而言，始终还是个“后来者”、“追赶者”。不过历史进入21世纪后，中国第一次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加速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同时，共同面对、正视人类历史上迄今最重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智能革命。按照党的十九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部署，未来30年恰逢中国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智能革命涌动时期、智能社会初步形成时期。在此历史阶段，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无论是传统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还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我们都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在完成工业2.0、3.0、4.0、5.0的同时，抢占智能革命的前沿，与世界发达国家一道推动新一代科学技术进步。因此，智能社会对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追赶、并跑和领先的战略目标。
第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对接智能社会？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建立于计划经济条件下，深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至今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在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先后系统地进行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深度改革，初步确立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国防、外事等领域在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大步前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十九大进一步重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自觉的过程，意味着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通过“现代化”来适应未来的中国社会。在与未来智能社会的适应与对接上，现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确还存在着诸多需要改进和提升之处。（1）政府权威治理实现形式与智能社会运行基本特点的相适性问题。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坚持它的权威性，否则无政府主义就会泛滥成灾。问题不在于是否强调政府权威，而是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实现形式。依据上述智能社会的基本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政府权威治理实现形式必须作相适性的改变，诸如在坚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突出综合、协同、合作治理；在坚持核心领域直接控制治理的前提下突出间接、标准、载体、技术治理；在坚持法治规范统筹的前提下突出服务、协调、激励治理，在确保国家全局利益的前提下突出区域、行业特色治理，在坚持制度、道德、法制建设的前提下突出现代科技手段治理。（2）政府官僚组织体系与社会扁平化、虚拟化、微组织化的相适性问题。毫无疑问，智能社会必然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成熟的智能社会是融合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的混合型社会，人们将在网络中自由结社或者互动，一部分人不会太关注实在社会中的有形社会组织，这样人类群体将会出现在两个社会领域，多数人将游走在实虚两界。所以，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扁平化、游离化、网络化等特点将十分鲜明，包括政治诉求在内的各种诉求将会更加直接和强烈，包括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数家独大、掌控全局的状况将会受到冲击，利益原子化、组织微型化将成为社会组织的新形态。而官僚体系的政府治理显然不完全适应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要求。因此，除了转变政府职能外，还要在减少政府层级、优化政府组成、增强政务信息透明度、建立众多针对性的政府微型服务平台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3）政府行政集权与经济社会自由化倾向的相适性问题。我国是单一制政体，政府行政权力相对集中，这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便于集中力量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治理，但是智能社会将会是经济社会自由度较高的社会状态，而且经济与社会将深度交融，尤其是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等成为经济常态后，必然对以统筹、服务、管理等为主要治理内容的行政提出更高要求。再加上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的深度影响，政府行政权力边界将会出现模糊空间，有些领域可能出现行政权力真空，这不仅是一种状态的描述，更是社会自由倾向与政府行政集权的一种博弈，甚或是持久的抗争。（4）现行法制、伦理、规范与人工智能、虚拟社会内在要求的相适性问题。现在几乎所有关注智能社会的学者都担忧人工智能、网络社会将颠覆现有社会秩序，挑战现有法制体系，突破现有社会道德规范。这虽然有杞人忧天之嫌，但这种完全不同于现实人们思维和习惯的社会却真正地在向我们走来。（5）国家全球治理战略与万物互联、全球一体化的相适性问题。未来国家治理无疑必须具有全球治理的战略眼界。与万物互联时代迅猛而至相伴随的是全球一体化浪潮，经济领域、社會领域、安全领域、政治领域等无一不处在一体化潮流之中。从理论上讲，智能社会就是世界的一种共同社会形态，疆域概念只是民族国家主权的申明，经济、社会、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基础上，无可阻挡地会跨越国界、族界、业界而构成新世界体系。 
　　第三，如何化解智能社会的各种风险？“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巨匠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开篇如是说，这是对未来智能社会最好的诠释。对于智能社会，我们可能要更加关注其“坏”的一面。虽然智能社会是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由于其来势迅猛、影响深刻和覆盖全面，几乎在不经意中，智能革命的成果就走进了千家万户，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状态。我们的主要活动还是在为工业革命打拼，竭力去完成工业革命未尽之事业，竭力去处理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还不太熟悉信息社会的模样，还在对互联网、4G、云计算、智慧服务等领域投以好奇之心，还在学习物联网、网上购物等新技术。而与此同时，无人飞行器、无人汽车、机器人、量子通信、新生命科学等等智能革命的火焰却正在熊熊燃烧，人们一下子被带到了要和机器人相处的时代。人类自己创造的、不可思议的、鲜活的人间奇迹蜂拥而至，人们无法真正弄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未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按照现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来判断，人们在为人工智能的强大能力感到惊愕的同时，也生发出对人类社会风险的深深担忧。除了人们常常忧虑的机器人代替人类、超越人类甚至统治人类之说外，现实的风险已经逐步地显现出来了。首先是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最头痛的事之一。大数据战略资源的抢占、智能武器的轮番竞赛、个人隐私全裸、网络攻击战场、社会风险技术智能化等，无一不是我们当前正面临的智能社会风险。未来我们还将面临制度风险、法制风险、经济风险、道德文化风险，还有许许多多不确定的也许正在向我们走来的各种社会风险。智能社会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坚定地、快速地走向人类社会，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历史步伐。 
　　第四，如何应对世界格局之变对中国提出的严峻挑战？当今世界主导国家之争的因素，除地缘政治、意识形态、能源资源、金融投资外，最主要的领域转移到了对智能革命的主导权、控制权之争。近些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纷纷把智能制造、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源互联网、量子通信、脑科学、新生命科学、新材料等智能技术和智能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集中出台了一系列科技创新和行动计划，拼抢智能革命的领先地位，占据智能社会的制高点。可以说，未来智能社会时代是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也是中国面临全球各种挑战最为严峻的时代。
1994—1996年，美国先后发布《科学与国家利益》、《技术与国家利益》两份报告，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在新时期的科学技术政策，分别提出了美国科学发展的五大目标和技术发展的五大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建议，从而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层次上为美国科技发展作了规划。美国不仅大力提升科学技术水平，还着力支持技术的商业化。从1995年到2000年，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1995）、《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7）、《技术转让商业化法》（2000）等，为技术成果的商业化应用创设有利于创新的环境。2006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了耗资1360亿美元的“美国竞争力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大力支持物质科学的基础研究和能源研究来提升美国的竞争力。2016年10月，奥巴马政府连续发布了《为人工智能的未来作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策略规划》两份重要报告，对美国未来50年的智能社会作了前瞻，对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部署。199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和基础技术的研发，从而在将振兴科技上升为法律的同时，为日本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1996年，日本政府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制定了第一期《科学技術基本计划》（1996—2000）。2001年，日本政府出台了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2005）。2006年，日本开始实施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除了以上综合性科技发展计划外，日本还制定了一些专项科技发展计划，如《原子能研究、开发及利用长期计划》、《日本生物技术战略大纲》、《电子日本计划》、《宇宙开发基本计划》、《材料纳米技术计划》等。2014年6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颁布《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4——为了创造未来的创新之桥》，迎接迈向新纪元日本创造的挑战。其中，为了强有力地推进经济复兴，设定了科技创新的五个政策课题。2017年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又出台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7》，重点论述了2017—2018年度应重点推进的举措，包括实现超智能社会5.0（Society 5.0），应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策略，加强资金改革，构建创造创新人才、知识、资金良好循环的机制和加强科学技术创新的推进功能等六项重点项目。 
　　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也纷纷把智能革命上升为国家战略。法国为确保世界科技大国地位，应对科学、技术、环境和社会等各种挑战，2015年3月，教研部发布了新国家科研战略——《法国—欧洲2020》。该战略是继2009年《法国研究与创新战略》后出台的第二个国家级科研战略，确定了应对法国十大社会挑战的优先科研方向和五大主题行动计划。2010年7月，德国政府发布《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报告，重点关注气候/能源、保健/营养、交通、安全和通信等全球性的、对人类在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德国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工业4.0项目于2013年4月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从此成为德国甚至是全球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项目，号称发动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2013年10月，英国政府推出了《英国工业2050战略》，提出了英国制造业发展与复苏的政策，展望了2050年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并据此分析英国制造业的机遇和挑战。报告认为科技改变生产，信息通讯、新材料等科学技术在未来与产品、生产网络的融合将极大地改变产品的设计、制造、提供甚至使用方式，未来制造业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个性化的低成本产品需求增大、生产重新分配和制造价值链的数字化。2014年12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国家技术计划”是俄国家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发展在未来15年到20年内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兴高技术市场，培育出若干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技术型大企业，保持俄在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中的竞争力。2015年10月，俄政府公布《国家技术计划》，确定了航空网络、汽车网络、能源网络、金融网络、食品网络、健康网络、海洋网络、神经网络和安全网络等9个市场类优先方向，以及数字建模、新材料、增量制造、量子通信、生物技术、大数据、新能源等13个技术类优先方向。智能制造业领域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还有韩国、加拿大，也不断地发布科技革命的战略和行动计划。{17}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智能社会应对策略 
　　纵观近500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创新的积累必然聚合成科技革命，并以强大的引擎驱动经济社会不断向新的文明演进。当前涌动世界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是大数据、物联网、量子通信、新材料、新能源、新生命科学、航空航天技术以及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活动，改变着世界。这场史无前例的智能革命必将以更强大的力量在更广阔的领域产生更深刻的影响，从而引发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革命所不及的巨大社会变革。作为正在坚定地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务必抓住智能社会来临的“窗口期”，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作好充分准备。 
　　第一，为向智能社会转型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历次科技革命的大致路径，都是从某一技术领域突破，从而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然后再引导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对科技进步进行总结反思，并对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加以矫正，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技、经济、社会、政治等全方位“事后”应对的理论体系。因此，我国在走向深度智能社会之前，在高度关注科技进步的前提下，还要高度关注智能社会建设与治理的预测、规划和顶层制度设计。当前，理论上的准备主要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科技思想视角出发，加强对智能革命的深入研究，把握其内在规律性、运行状态、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深度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不同特点，始终保持我国在这一轮新科技革命潮流中的主导地位。（2）运用协同、系统、博弈等理论，将智能革命多种领域、多种学科的技术突破及其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领域的影响路径，围绕智能革命、智能社会主线，精细分工，综合研究，力求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协调推进，整体提升。（3）发挥互联网、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等方面的大国优势，在世界科技交流领域加大合作力度，跟踪世界方向、步伐，研究全球性智能革命的规律、特点和问题，坚持开放理念，使中国新技术革命始终与世界合拍同步。（4）结合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针对智能社会的风险，穷举可能出现的负面作用甚或危害，在智能社会风险初显期作好相应的理论准备，并根据其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建立各种防控方案，尽力避免出现全局性、历史性、不可逆转的重大问题。
第二，引领世界智能革命潮流。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指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今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18} 实现这一目标，要从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并跑和领跑并重，依靠领跑、并跑带动跟踪，依靠跟踪、并跑实现领跑。要强化核心技术掌控意识，尽一切力量增强核心技术掌控实力，坚定地走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始终将智能革命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并不断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有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作用。要协同推进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等领域的与时俱进，全面展示中国在智能革命、智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要推动作用，以昭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贡献、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第三，同步推进物质技术基础和智能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人类走进智能社会，便活动于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的统一体中。实在社会运行离不开物质技术基础设施，诸如道路、码头、机场以及水利、电力、电信等公共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即便是在智能社会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智能社會的基础设施不仅包含上述的物理形态，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信息化、智能化相关技术上的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时代比较，其基础设施不再仅仅是网络，而是量子通信、5G、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量子计算机、宽带、泛在互联的网络、云计算、公用平台以及智能化公共设施等综合体。其提供的服务也不仅限于通信传输，而是实现人、机、物泛在互联，提供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高质量信息流动、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各种智能平台、高效能云计算、互通实在与虚拟社会的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以及智能化的公共设施等综合服务。目前，我国十分重视智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缺乏像传统物质基础设施建设那样的系统思考。因此，在智能社会“窗口期”，要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对此作出战略性的科学部署，特别是抢占战略性基础性重大平台、根服务器、人工智能、生命科技、空天科技以及量子通信等领域的竞争制高点，使我国新一代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主导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同时，要通过深度智能化，逐步改造建立新型的物质技术基础设施，诸如智能电网、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城市管网、智能环境与检测等等，形成一种以人为本、万物互联、智能高效的与传统物理社会互补的虚拟社会生态基础环境。 
　　第四，“并联”式协同推进智能经济发展。目前，虽然出现了诸如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多种智能经济新形式，但这些并不完全表明智能经济就是如此经济构成。理论上讲，智能经济是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土壤上，在传承、改造传统经济过程中不断演变形成的新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将其明确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并进一步作出相应的科学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9} 因此，智能经济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未来的重要增长领域。所以，在当前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推进智能经济发展，重点在于凸显其基础性、传承性、全球性和先导性。智能经济的基础性主要体现在起支撑作用的支柱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引领产业和起关键作用的核心产业上。就现阶段的经济现象观察分析，应该集中优势力量发展量子通信产业、智能能源产业、云计算中心、根服务器、智能制造、智能生命工程、智能物流、智能机器人、新材料产业、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农业、智能健康产业等等。智能经济的传承性主要体现为转型、改造和创新。发展智能经济，目标是将传统产业转型为智能产业，手段是转变驱动力结构，使科技创新驱动成为主要力源，原则是坚持“并联”并重发展，既不保守也不脱离实际。智能经济的全球性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路径不再完全受一个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深度影响，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取向一致地展开竞争与合作，竞争会大于合作，技术封锁会大于开放，但趋势上不可能再走向极端保守。所以，智能经济视域下，必须具有全球战略眼光，必须立足世界经济、深入世界角落、整合全球资源、利用全球条件，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成熟的智能经济体系。智能经济的先导性，这是中国当代经济最重要的特点。目前，我国要为此建立系统推进战略，深刻分析已经形成的经济现实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坚持牢牢守住领先的、提升跟踪并跑的、突破命脉关键的、协同推进深度联系的原则，逐类逐项、整体协同地制订好短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行动纲领。 
　　第五，实施与智能社会相适的人才战略。近代以来的历次科技革命发生、发展和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历史表明，科技人才是科技革命的发动者和推动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安全等领域的精英是科技革命的动员者和组织者。科技革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深刻影响，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才状况。当今世界正在兴起的智能革命与历次科技革命相比，更加凸显出人才元素的作用。这次智能革命不只是与工业相关的技术的突破，而是多科学技术领域的全面突破；不只是发起于经济领域之后影响到社会及其他领域，而是从一开始就同时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不只是从某一个国家或者区域兴起然后依靠殖民或其他形式波及全世界，而是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竞争性和合作性。中国实施与智能社会相适的人才战略，目前应主要集中于10个重点领域：（1）突出引领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科技领军人才，建构世界级科学技术人才团队。（2）突出重要领域、重大平台、核心技术、关键岗位的核心人才，打造世界级技术专家团队。（3）突出组织、推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精英人才，培育世界级企业家队伍。（4）突出智能社会、智能经济等方面的理论与战略研究人才，培育世界级智库和战略研究人才。（5）突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型人才，培育新型企业家队伍和创新人才队伍。（6）突出智能能源、智能农业、智能金融、智能教育、智能健康、智能生态、智能公共安全与服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培育具有先进理念、能够运用智能手段推进社会各项事业的人才队伍。（7）突出培养智能型人才的教育人才，培育与智能社会相适的世界级教育机构和教育家。（8）突出善于同国际各种领域展开竞争、合作交流的国际性人才，培育杰出的国际型人才队伍。（9）突出专项技术发明型人才，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10）突出国家治理的战略型人才，为智能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根本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六，建立与智能社会相适的社会治理体系。智能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体现。因此，应立足当前社会建设与发展之需，充分尊重智能社会运行规律，构建与其相应的社会治理体系。（1）依据治理范围与界限模糊化的特征，建构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一体化治理体系，并特别关注虚拟社会治理体系。（2）依据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建构政府主导、多元合作、社会参与的治理体系，形成合作共治的格局。（3）依据治理权威民主化的特征，构建开放、民主的治理体系，实现权威组织治理与公民民主参与协同治理共治格局。（4）依据治理模式扁平化的特征，构建线上线下理性有序的社会组织、微群体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支撑社会治理的功能。（5）依据治理手段智能化的特征，全面实施“社会细胞智能化工程”、“雪亮工程”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优化社会治理的客观环境，改善社会治理的现代条件。（6）依据治理基础法制化的特征，构建全面覆盖的司法体系和法律体系，建设法治社会，对接好智能社会转型之需。（7）依据治理过程透明化的特征，构建公民知情、参与、监督和评价体系，从程序上确保社会治理全过程的透明，强化治理主体的社会信用。（8）依据治理方式综合化的特征，构建源头治理、道德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和依法控制等综合治理体系。（9）依据治理领域一体化的特征，构建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环境等领域治理的联动体系，维护好社会运行的良性状态。（10）依据治理评价社会化的特征，构建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基层组织以及公民对专项治理、区域治理或者全面治理状况的评价体系，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第七，建立与智能社会相适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毋容置疑，智能革命对世界和我国带来的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前所未有。人們普遍对智能社会缺乏基本认识，多是焦虑和隐忧。因此，在人们对未来期望和担忧交织的状况下，政府就自动地成为一种稳定器。建立与智能社会相适的现代政府治理体系，尤其是在智能社会初见端倪的时期非常重要。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未来简史》的作者，以色列人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忧愤地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热议重组互联网的可能，但错过了在一开始干预的时期，现在木已成舟，要改变现有制度就难上加难。此外，等到笨重的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进行网络监管，互联网早已又演变了10次。政府这只乌龟，永远追不上科技这只野兔，就这样被数据压得无法动弹。……在未来几十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互联网的革命，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警觉。”{20} 虽然赫拉利带有一些情绪化倾向，但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政府的警觉性的确是决定社会命运性质的力量。如果从政府功能角度出发，我国应对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体系应主要体现五个方面的原则，即坚持发展优先原则，将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与智能经济发展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坚持基础同步原则，将实在社会的基础设施与虚拟社会的基础设施公共建设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将智能经济技术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坚持优质效能原则，将宏观统筹指导监管与具体操作功能高度地融合统一；坚持协同分工原则，将权力机关相关社会治理职能与政府行政职能高度地融合统一。 
　　第八，建立智能社会可预见性的风险防控体系。目前，智能社会可预见性的风险大致分为四类：（1）虚拟社会不确定性风险。理论上讲，人类创建的社会网络本身就是公共物品。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朋友，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创造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成了没有人控制但却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的资源。从网络中每个人的角度看，没有办法确切地说出我们居于何方，尽管它是我们组建的。我们就像舞池里挤成一团的人，知道有10个人靠向我们，但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是否有一波狂喜或恐惧正在向我们袭来。{21} 因此，网络虚拟社会风险是指在实在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程中，由于人们在虚拟社会的行为远远超出了实在社会的界限范围、行为方式和准则底线而产生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目前，网络虚拟社会治理尚处于摸索时期，许多不确定性风险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和技术体系管控。但随着对网络虚拟社会认识的深入，人类已经初步认知了网络虚拟社会特殊的风险规律，诸如信息分化规律、信息污染规律、空间分割规律、身份隐匿规律和虚实共振规律等。近些年来，我国遵循这些规律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如推进结构型网络社会建设，筑牢网络社会风险防范基础，建立完善了网络社会风险控制机制，优化提升了防控型网络社会治理体系，拓展深化了服务型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等等。但是，面对史无前例的新科技、产业、社会革命浪潮的冲击，我们所有的准备和应对在一定程度上都显得力不从心。（2）国家权益安全风险。从国家治理战略角度看，智能革命带给我们的最大风险是国家安全问题，这是一种全面的、深刻的、持久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风险。就目前其所显现出的特点和程度看，最为突出的安全风险充分表现在网络数据、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经济产业等领域。一般来说，在信息革命时代，数据仅为信息知识状态，或者说是人类对社会现象、事实数据化的认识，并因此而增强了认识、改造社会的能力。而到了智能社会时代，数据则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驱动要素和战略资源。它不仅引领科学技术、经济产业、商业演变和社会运动的持续变革，而且成为智能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资源——数据、新材料和新能源之核心。在这三大支柱资源融合发展中，数据对材料、能源具有全方位、体系化和持续性的感知、连接、管理、推动和支配作用，是智能社会最重要的基础战略资源。因此，世界各国都把数据视为第一战略资源，把数据竞争视为国家核心力之争，采取一切手段展开全球数据之战。时至今日，所有国家都将数据安全视为一个国家重要的主权安全，对数据资源的获取、占有、控制、配置、使用和保护的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标志。与数据安全相关联，科学技术同样也是世界各国争夺拼抢的主要对象，并且这种拼争在智能社会时代将更加激烈。目前，我国作为世界科技大国，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它们所谓的“严重威胁”。因此，在未来的智能社会，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将会更加残酷，我国的科技安全形势将更加严峻。伴随着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万物互联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安全将会面临巨大挑战，中东“颜色革命”、全球金融危机、众多地区的烽火战乱、宗教文化交织冲突等等，无不充分地折射出智能革命有可能带给人类一系列可怕的全球性风险。（3）伦理价值观面临挑战风险。智能社会必将一网揽尽全球，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以及彻骨浸透的文化价值伦理，都将在智能革命带来的新一轮全球一体化浪潮中被冲得七零八落，地域性、文化圈和历史传统藩篱都会被万物互联、人工智能以及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抛到脑后。人们将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全球这个盛满各种价值伦理的巨钵里不停地翻搅，从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东西，如果利益太大就会为此而放弃灵魂。因此，文化价值伦理要么相互征服，要么杂交变异，要么媾和妥协，要么和而不同，凡此等等，不同文化的交战、不同价值观的混战甚至是不同种族人类的野性冲突，都将在新的社会状态下幕幕展开。当然，这种战争客观上不会将人类社会彻底撕裂，相反会在共生于一个时空的环境中争斗、磨合出共存的条件和土壤，打造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我们都是世界万物互联中的一个节点，谁也离不开另外的节点。（4）人工智能对人类带来深度风险。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互联网、大数据、新材料、人工智能将会带来最严峻的挑战，其中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必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22} 事实上，人工智能发展进步的成果已经让人类陷入了一定深度的忧虑和恐惧之中，“机器人代替论”、“机器人超越论”、“人机大战论”等论调一时风靡全球，公众对人工智能期待、疑惑、焦虑、恐惧的复杂情绪纠缠交织成为智能社会的前奏。因此，目前我国正值智能社会“窗口期”，理应作好充分的战略应对准备。我们要特别注重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理论研究，把握规律性，跟踪掌握人工智能发展进程及其特点，矫正经济社会运行轨迹；要特别注重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制建设，在有关人工智能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利用等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要特别关注基本人类伦理道德规范与人工智能基本准则的高度统一性，建立道德伦理多层级判断结构以及人机协作的基本伦理框架；要特别关注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深度影响而带来的与就业相关问题，防止社会失序；要特别关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问题，切实加强机器人异化和安全监管等人工智能重大国际性问题研究，深化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也许是历史公平的眷顾，在本世纪的未来，我国坚定推进的现代化建设恰逢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智能革命的潮流，我们所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与智能社会同时同体。如何驾驭以新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智能社会？从智能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我国国情来看，核心就是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国家创新能力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组织再造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四个方面。其中科技创新能力是内核，是一切经济社会运动的动力源；国际竞争能力是标志，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象征；组织再造能力是国家治理主体以及组织结构适应经济社会变迁的调适能力，是一个国家活力的基本表现；制度创新能力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建立相应制度体系的能力，是适应和促进新型社会和谐运行的根本保证。由此看来，实现以智能社会为背景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实上就是迎接、开创一个涌动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新时代。 
　　注释： 
　　①{1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9、30页。 
　　② 国家创新力评估课题组：《面向智能社会的国家创新力——智能化大趨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③ 习近平：《致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4日。 
　　④ 尚勇：《加快机器人科技和产业创新 迎接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浪潮》，《科技日报》2015年4月20日。 
　　⑤ 何传启：《牢牢把握新科技革命的主动权》，《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13日。 
　　⑥ 刘宝杰：《论作为支撑“超”人类未来存在的会聚技术》，《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第20期。 
　　⑦⑩{11}{15} 智能科技与产业研究课题组：《智能社会前瞻》，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48、1页。 
　　⑧ 童天湘：《智能技术创造未来社会》，《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⑨{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4、46页。 
　　{12} [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王文革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35页。 
　　{13}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5月。
　　{14}{16} 参见胡鞍钢：《中国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动期》，《北京日报》2013年2月25日。 
　　{17} 上文有关内容参考了中国科学院1997年至2016年历年的《科学发展报告》。 
　　{20}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341页。 
　　{21} [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詹姆斯·富勒：《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简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页。 
　　{22}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2017年7月8日。 
　　作者简介：杨述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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