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兴市场国家一直是国际资本青睐的對象，然而频发的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新兴市场国家产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对30个新兴市场国家1996—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产出效应，技术创新则能够有效地吸收突然中断的负效应，而且收入更高的国家技术创新的吸收作用更强。我国应该提前掌握风险敞口，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行动计划，分配监管资源，实现动态监管。一方面应该优化外贸结构，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注重涉及高新产业的高质量外资引进，推动提升外贸结构所需的设施建设与完善。另一方面，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适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贸易，实现贸易强国的追求。 
　　关键词：资本流动；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优化外贸结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资本流动与中国资本输出的长效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BJL06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结构调整功能及其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16ZDA034）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3-0029-0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新兴市场国家一直是国际资本青睐的对象，然而频发的资本流动突然中断（Sudden Stop，以下简称“突然中断”）对新兴市场国家产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相较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受突然中断影响持续的时间更长、程度更严重（韩剑等，2015）①。学术界早期对突然中断的研究侧重于突然中断的原因分析、产出效应和预警机制的建立，但似乎并没有有效的方法能避免突然中断的发生，于是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突然中断背后的国家个体因素，探求哪些经济特征能够更好地吸收突然中断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投身于技术创新以谋求新的增长机会，我国也已将“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那么在发生突然中断危机时，技术创新是否能有效地吸收突然中断产生的负面冲击，维持更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吸收机制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效果是否有差异？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的吸收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能为我国的政策制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参考。 
　　关于突然中断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一般认为资本流动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促进技术传播、提高金融效率等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然而一旦发生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则会对发生国的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Reinhart和Calvo（2000）的研究表明，突然中断的发生会使国内信贷额度显著下降、外部融资升水，经“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引起产出下降②。Calvo、Izquierdo和Talvi（2006）运用1980—2004年间31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有67%的突然中断使得产出跌幅超过4.4%，其余的中断也引起产出的温和衰退③。Edwards（2004）对1970—2001年全球主要国家经常账户发生逆转事件进行研究，发现突然中断的发生会提高经常账户逆转的概率④；在后续的研究中，他还发现与突然中断相关的经常账户逆转导致的GDP增长率下降达4%左右⑤。Calvo、Izquierdo和Mejía（2008）则发现系统性的突然中断可以导致产出下降约10%，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汇率贬值和失业率上升等现象⑥。Kehoe和Ruhl（2009）运用多部门模型，以墨西哥1994—1995年的经济危机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突然中断后的市场反应，结果是贸易逆差迅速转为盈余，实际汇率贬值，产出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⑦。而Hutchison 和Noy（2006）通过对1975—1997年间24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经济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差较大，突然中断会导致产出下降13—15%，远高于货币危机的影响⑧。 
　　在肯定突然中断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的文献中，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哪些因素的存在会使突然中断的产出效应减弱。如Calvo（2001）指出突然中断引发一国金融危机的概率与该国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当突然中断发生时，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高达63%，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只有17%⑨。郑璇和罗明铭（2016）发现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发生突然中断后发生了货币危机，而有的国家没有，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突然中断的发生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货币危机的发生，但是，促进一国经济基本面良好、提升经常账户余额、刺激出口等措施能够减少突然中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⑩。李芳和卢璐（2017）基于扩展的IS—MP模型对国际资本结构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发生突然中断后，一国对外负债中FDI的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通过调整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和净出口对收入的敏感度来提高自身应对突然中断带来的负面影响{11}。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Romer（1986）认为研发（R&D）是技术进步存在的必要条件，根据内生增长模型，一国通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在研发中产生技术进步，从而使经济保持长期增长{12}。随后他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技术进步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3}。Grossman和Helpman（1991）{14}，Aghion和Howitt（1992）{15}的研究也强调了创新对经济的驱动作用，他们认为R&D和技术创新才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厂商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增加R&D支出，这又增加了知识存量从而推动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进一步推动了新产品和新方法的实现，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Rosenberg（2004）在总结了美国不同经济学家的研究后得出结论：在美国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仅能解释美国经济产出增长的15%，其他不能解释的85%主要来自于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是高度工业化国家中产出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因素{16}。Dhouha和Ghazi（2014）对1995—2006年的17个地中海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17}。国内学者龚六堂和严成樑（2013）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18}，在肯定了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后提出中国应该减少物质资本投资，增加R&D投资，尤其是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快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19}。
后来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危机或者经濟冲击背景下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一般都是针对微观经济主体或单个国家，从国际角度来考察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还比较少。如Archibugi、Filippetti和Frenz（2013）通过对2500家英国企业2005—2008年数据的研究发现，为应对经济冲击的不利影响，企业应该将经营战略的重点放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发展上，以维持自身发展的稳定{20}。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突然中断是一种频繁出现的经济冲击，其发生会导致经济衰退。第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在经济下行时期，创新水平更高的企业能够更好地维持自身的发展。那么，是否可以推论：当发生突然中断时，技术创新水平更高的国家能维持更稳定的经济增长呢？现有研究尚未对此给出答案，本文将尝试回答此问题。 
　　二、突然中断与技术创新的产出效应 
　　本文拟从四部门国民收入构成角度来分析突然中断和技术创新的产出效应。现有文献对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基于Reinhart 和Calvo（2000）提出的凯恩斯效应 {21}和债务——通缩效应{22}，这两种效应都是从企业投资和生产角度进行阐释，忽略了经济体中的其他参与者，也无法纳入技术创新的影响。关于技术创新对产出的影响，Romer（1990）、Grossman 和Helpman（1991）、Aghion和Howitt（1992）等经济学家提出了“R&D 驱动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其理论前提是封闭经济，本文探讨的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突然中断与技术创新的产出效应，它与封闭经济下的影响渠道并不完全一致。在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中，一个经济体的产出由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和净出口（CA）构成，因此，本文拟基于此框架并结合突然中断的基础效应，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四个渠道来分析突然中断和技术创新对产出的影响。 
　　1. 消费渠道 
　　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消费渠道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发生突然中断→消费者的收入下降或预期收入下降→消费需求下降→经济总产出下降。 
　　消费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Yd）相关，消费函数的表达式可以简写成： 
　　C=C（Yd）（1） 
　　突然中断会对家庭收入及人们的收入预期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家庭部门的消费决策。突然中断的发生使家庭实际财富受损和预期工作收入减少，而实际财富和工作收入的减少降低了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收缩引起经济产出的下降，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当考虑技术创新这一因素后，技术创新对收入和消费行为都会产生影响。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价格，使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较之前有所提升，特别是非必需品的技术创新，大大降低了非必需品的价格，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高水平的效用。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能够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创造出更多财富，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进而对居民的消费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技术创新通过产生新产品、新消费的方式促进消费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检验技术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志就是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模式是否为消费者所接受。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创造出符合消费潮流、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的产品是企业投资创新活动的重要动因。因为创新型产品在市场中相对更具有竞争力，需求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小，当发生突然中断，人们的实际收入或预期收入下降而不得不削减消费时，首先会减少对价格弹性大的产品的需求，保持对价格弹性较小产品的需求。因此，创新型产品能维持更稳定的国内外市场份额，从而使本国受到的产出影响更小。 
　　2. 投资渠道 
　　投资是为未来使用而购买的产品，突然中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资金变少，流动性收缩引起利率上升，投资减少，进而造成产出下降，这就是前文所述的突然中断的“凯恩斯效应”。 
　　企业增加或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的决策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差额，当资本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认为追加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便会加大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反之，则会减少投资。本文用利率（r）和托宾q值分别代表资本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投资函数可以写为： 
　　I=I（r，q）（2） 
　　突然中断使得流通中的货币减少，利率上升，增加企业的借款成本。企业在面临重大的债务压力时会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搁置大量的在建项目和计划投资项目的投入，以及调整企业在日常经营和投资项目上的投资权重来维持企业在面临资金紧缺情况下的正常运营，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根据托宾q理论，企业根据q值与1的大小对比来作出投资决策。q值的计算如式（3）所示，当q值大于1时，股市对已安装资本的估值大于其重置成本，企业会增加投资以提高自身的市场价值；反之，则不再投资，产出下降。 
　　q = ■ （3） 
　　从经济周期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具有周期性特征。对创新投资主体来说，创新投入主要受现金流和机会成本的制约，现金流通常与经济周期正相关，机会成本可以用投资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差额来衡量。现金流效应导致研发投入具有顺周期特点{23}，机会成本效应则使研发投入呈现逆周期特征{24}。因为研发投入的投资周期较长，未来收益不明确，但是一旦成功，可以通过专利保护来获得一段时期的垄断收益和专利使用收入，并有可能迅速扩大市场份额。 
　　突然中断发生前，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使得市场呈现供需两旺的状态，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将快速产生回报，进行研发投资的机会成本则较高。突然中断发生后，由于货币供给减少和社会总需求下降，如果企业仍进行生产，得到的回报将较低，而投资于研发活动的机会成本则相对变小。因此，企业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投资将呈现逆周期关系，即在经济低迷时期进行研发投入，以提高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这种逆周期特点可以对冲突然中断的部分负向产出效应。
3. 政府支出渠道 
　　政府支出不仅指政府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还包括政府投资和转移支付。在经济低迷期，政府支出作为拉动需求的有效手段已经得到了验证，但是，政府支出也要受限于政府收入和融资能力。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政府支出渠道可以概括为：发生突然中断→政府税收收入和出售国债收入均减少→政府不得已削减支出→经济总产出下降。 
　　然而，与传统经济理论普遍倡导的“小政府”不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大多具有“有为政府”的特征，政府支出除了维持政府日常运转外，还以推动和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目标。为了提高一国的综合竞争力，政府部门在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方面是责无旁贷的，政府部门介入技术创新活动的方式有税收刺激、政府采购政策以及专利保护政策等等。如前所述，企业的创新投入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既可以是逆周期的也可以是顺周期的，实证研究发现那些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是逆周期的，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因为受融资约束，创新投资一般都是顺周期的。发生突然中断后，私人部门面临融资约束，如果政府部门可以对研发投入进行补贴，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创新投入的顺周期，熨平经济波动。对于创新程度更高的国家来说，政府的财政状况往往更好，内外部融资能力也更强，更有可能进行这种逆周期的操作，这既有利于培养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也有利于维护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 
　　4. 对外贸易渠道 
　　一国经常账户余额（CA）可以看作是一国出口（EX）与进口（IM）的差额，它主要与两个因素相关：本国货币的实际汇率和本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E代表名义汇率，P*和P分别表示外国和本国的价格水平，本币的实际汇率是名义汇率经两国的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值，表达式可以写为： 
　　CA=EX-IM=CA（E■，Yd）（4） 
　　假定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且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具有充分弹性，出口除了与外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相关外，还与本币实际汇率相关，外国价格水平P*越高（或本国价格水平P越低），名义汇率E越高（本币贬值），出口越多，越有利于本国经常账户的改善；进口则与本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正相关，与实际汇率负相关。 
　　在发生突然中断前，经济体吸收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金融账户有巨额净流入，在不考虑误差与遗漏的情况下，本币升值，本国价格水平上升，经常账户出现逆差；当发生突然中断时，国际资本净流入减少，金融账户的盈余大量减少，本币贬值，经常账户逆差收窄。经常账户的状况反映了国内总需求的状况，经常账户逆差减少主要是源于国内总需求的下降，或者说产出的下降。 
　　技术创新对进出口的影响表现在影响贸易品的规模和结构上，对规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提高了生产力，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本，能为国际市场提供更多的出口产品。假定外国价格水平不变，本国价格水平下降，这有利于增加出口，改善经常账户状况。对结构的影响则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出口品的附加值，或者为市场提供全新的产品。Leontief（1953）首次在理论上揭示了贸易品的结构等同于要素的贸易结构{25}，Helpman（1999）在此基础上纳入了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技术要素的研究，肯定了国家间的技术差异在解释贸易结构中的重要性{26}。当发生突然中断时，技术创新水平更高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也更高，即使资金投入减少，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产品的边际成本很小，突然中断对贸易品部门的产出影响不大；而且技术含量高的出口品的可替代性小，即使在进口国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出口。对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而言，突然中断带来的本币贬值可以提高该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利于出口，可以弥补突然中断给国内非贸易品部门带来的产出侵蚀效应。 
　　三、实证分析 
　　1. 基本研究假设 
　　前文已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四个渠道对突然中断的产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突然中断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该国经济现状和预期的悲观态度，會从不同渠道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本文对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基本假设是： 
　　H1：突然中断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索洛增长理论开始，学者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定逐步从资本、劳动力的增长转向了对技术进步的研究，技术进步依赖技术创新。突然中断作为一种短期的经济冲击，给各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不一致，技术创新水平更高的国家其经济基本面更为稳定。据此，本文提出技术创新吸收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基本假设是： 
　　H2：技术创新能够吸收突然中断的负面影响，维持更稳定的经济增长。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通常其研发投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专利水平相应也较高。专利水平更高的国家其应对经济冲击的能力也可能更高，这种专利水平上的差距会导致对应国家在发生突然中断时受到的影响也不一致。因此本文提出假设是： 
　　H3：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其技术创新吸收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能力更强。 
　　2. 样本及变量选取 
　　本文的实证研究以新兴市场国家为对象，因为委内瑞拉的技术创新指标缺失严重，故剔除该国，实证研究的样本国家为30个{27}。样本区间设定为1996—015年，一方面是考虑到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突然中断型的金融危机发生次数逐渐增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技术创新数据从1996年开始才有完整的统计。 
　　（1）被解释变量。对于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衡量主要是实际GDP增长率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包含了一个国家总的经济业绩的基本情况，并且剔除了隐含的物价水平变化，在进行跨国比较时比名义GDP增长率更为科学。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也具有实际GDP增长率的上述优点，而且能从人均角度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个体福利水平进行衡量。比如在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这并不代表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实际GDP增长率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突然中断（SS）：虚拟变量，若发生突然中断，取值为1；不发生则为0。 
　　本文参考Calvo、Izquierdo和Mejia（2004）的标准，将突然中断的判断标准确定为：一国国际资本净流入占名义GDP比重的降幅在1年内超过样本均值的1个标准差以上；同时，国际资本净流入的减少量超过名义GDP的5%{28}。假设某国i在第t年的资本净流入为Fi，t，则该国在第t年的资本净流入变化量为ΔFi，t=Fi，t-Fi，t-1，用Δfi，t=ΔFi，t/GDPi，t表示该国第t年国际资本净流入占名义GDP的比重。当Δfi，t满足式（5）时，判断为突然中断发生；当两个判定标准中任意一个不满足时，认为突然中断未发生。其中，μ和σ分别为各国在样本区间的Δfi，t的均值和标准差。 
　　Δfi，t×（1-μ+σ）<0Δfi，t+0.05<0（5） 
　　根据上述标准，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计算30个新兴市场国家1996—2015年共20年时间内发生的突然中断，有效数据为599条，其中共发生了50次突然中断，比例约为8.35%。按世界银行的收入标准，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一共发生了41次突然中断，占比82%{29}。 
　　技术创新水平（Inn）：用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产出指标——每亿美元GDP的居民专利申请量作为代理变量。选择该指标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因为投入指标存在较长时期的滞后效应，有研发投入并不意味着一定有成功的研发产出，故选择产出指标；二是考虑到专利授权量受政府专利部门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故选择专利申请量；三是因为各国的经济规模也会影响技术创新水平，故选择更具有可比性的相对量指标。 
　　（3）控制变量。参考Edwards（2004）、梁权熙和田存志（2011）的研究，对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通货膨胀水平（Inf）：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率代表了消费者每年为获得同样的商品和服务所付出的不同价格之间的变化率，即购买力水平的变化。 
　　固定资本形成水平（CF）：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固定资本形成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代表了一国的资本形成情况。 
　　贸易开放水平（IO）：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这一比率代表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程度的高低，新兴市场国家与世界贸易的发展紧密相连，国际贸易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不容忽视。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以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投资者对该国经济走势的看法，也是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 
　　政府消费水平（GC）：用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支出通过政府支出乘数对经济增长起作用，适度的政府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过度的政府支出则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 
　　上述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为名义值，数据分别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IFS）、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WIPO），具体见表1。 
　　表1 变量列表示 
　　3. 构建实证模型 
　　本文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借鉴前人在验证突然中断产出效应时所选取的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将基本计量模型突然中断的产出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Yi，t=α0+α1SSi，t+rXi，t+μi+θt+εi，t（6） 
　　式（6）中，Yi，t为被解释变量，SSi，t为突然中断虚拟变量；Xi，t表示所有控制变量；μi用来控制各个国家的个体效应；θt用来控制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为考察技术创新对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吸收作用，在式（6）中引入技術创新的代理变量Inni，t该变量与突然中断的交互项SSi，t×Inni，t，用于捕捉技术创新的吸收作用。模型如式（7）： 
　　Yi，t=α0+α1SSi，t+α2Inni，t+α3SSi，t×Inni，t+rXi，t+μi +θt +εi，t（7） 
　　本文的数据处理均采用stata14.0进行。 
　　4. 全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中除Inf（通货膨胀水平）和IO（贸易开放水平）外，其他变量的标准差均不超过10，而Inf和IO的标准差达到了44.920和42.065，在进一步研究前将对这两个变量进行缩尾处理，以降低离群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为避免伪回归，本文还计算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Pearson系数较大的为0.400和0.344，其余都在0.1左右，VIF均小于2，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突然中断的产出效应。表3为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后突然中断的产出效应结果，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普通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还加入了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以进一步减少异方差和自相关；并将被解释变量换成人均实际GDP增长率。 
　　从回归结果看，突然中断（SS）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数值分别达到4.267和4.169。这说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发生突然中断后，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了4.267个百分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了4.169个百分点，这一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设H1相符。 
　　表3 突然中断的产出效应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和10%，括号内为t值；“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fe_r”表示加入了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 
　　表4 技术创新吸收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和10%，括号内为t值；“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fe_r”表示加入了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看，通货膨胀水平（Inf）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物价上涨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物价水平的攀升反映了该国货币实际购买力的下降，购买力下降使得人均实际财富下降，经济增长减缓甚至衰退。固定资本形成水平（CF）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都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说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对新兴市场国家较为显著。政府消费水平（GC）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但不存在，甚至显著为负，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消费水平过高，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贸易开放水平（IO）虽然不显著，但也显示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与期望基本相符。 
　　（2）技术创新对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吸收作用。表4报告了技术创新吸收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出，突然中断变量（SS）的系数显著为负，技术创新水平系数显著为正，技术创新水平与突然中断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假设H2是成立的。交互项的系数方向与预期相符，在发生突然中断时，每亿美元GDP对应的专利申请量增加1件，对吸收突然中断产出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0.618个百分点，说明在发生突然中断时，技术创新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突然中断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各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不再重复解释。 
　　5. 分样本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验证假设H3，需先将全部样本分为低收入样本国和高收入样本国。世界银行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将各个国家划分为四个类别：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因为本文样本中不存在低收入国家，统计显示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创新强度均值非常接近，故将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合并为低收入国，高收入国家单列。 
　　表5是分组回归的结果，全部样本国在遭遇突然中断时经济增长的表现几乎没有差别，低收入国SS的系数为-4.257，高收入国SS的系数为-4.292，仅相差0.035，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见突然中断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产出影响整体较为平均。技术创新水平的系数均为正，在0.2左右，说明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不管国家收入水平如何，技术创 
　　表5 分样本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1%、5%和10%，括号内为t值；“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fe_r”表示加入了稳健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 
　　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一致的。但是，技术创新与突然中断交互项的系数却差距较大，高收入样本国的交互项系数为1.096，低收入样本国的系数仅为0.395，系数差异基本符合假设H3的预期，说明技术创新水平更高的国家有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其应对负向经济冲击的能力也更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30个新兴市场国家1996—2015年的数据，使用面板模型分析了突然中断的产出效应和技术创新吸收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作用，并将新兴市场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进行了分组回归，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突然中断对经济产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突然中断通过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对外贸易渠道对整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突然中断的发生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当年的经济增长下降约4.2%，产出效应不容忽视。第二，技术创新可以吸收突然中断的负向产出效应。在发生突然中断时，每亿美元GDP对应的专利申请量增加1件，对吸收突然中断产出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达到0.618个百分点。第三，技术创新对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吸收作用在高收入国家表现得更好。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分组回归分析发现，在发生突然中断时，高收入国家的技术创新对突然中断产出效应的吸收作用要大大高于低收入水平国家。 
　　201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下的各子账户经常出现逆差，而且变化幅度较大，反映出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形势多变，发生突然中断的可能性一直存在。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宏观经济的稳定对全球亦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突然中断作为一种货币危机会对一国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而技术创新对该负面冲击具有吸收作用，各国除采取措施预防突然中断外，还可以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与支持，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创新活动是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决定企业经营发展的成败{30}。针对我国资本流动现状以及技术创新热潮的背景，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配合资本开放进程设立监督和预警机制，实现动态监管，必要时进行资本管制。不管从国际环境还是我国自身发展需求来看，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均不可逆转，然而，资本账户的开放也使得我国更易遭受别国或者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传染，尤其是短期国际流动资金，这些资金主要参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给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这些资金频繁地流入流出，给流入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本账户监管和预警机制能够从源头上把控风险，在不能幸免于难时，我国应該提前掌握风险敞口，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行动计划，分配监管资源，实现动态监管。 
　　第二，加强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的交流，维持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虽然我国暂时还没有发生年度的突然中断，但是，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突然中断的历史经验来看，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频繁变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推行的货币政策紧密相关。一般来说，当发达经济体酝酿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会遭遇国际资本的大幅流出。由三元悖论可知，一个经济体不可能同时拥有自由的资本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在受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吸引资本回流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坐以待毙，需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或提前搭配其他政策以应对这一冲击。 
　　第三，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加强科技供给，坚定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具体来说，我国首先应该优化外贸结构，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注重涉及高新产业的高质量外资引进，推动提升外贸结构所需的设施建设与完善。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适时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贸易，实现贸易强国的追求。
注释： 
　　① 韩剑、陈继明、李安娜：《资本流入激增会诱发突然中断吗？——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C. M. Reinhart and G. A. Calvo， When Capital Inflows Come to a Sudden Stop： Consequences and Policy Options， MPRA Paper， 2000， pp.175-201. 
　　③ G. A. Calvo and E. Talvi， Sudden Stop， Financial Factors and Economic Collapse in Latin America： Learning from Argentina and Chile， NBER Working Papers， 2005， 
　　pp.119-150. 
　　④ S. Edwards， Financial Openness， Sudden Stops and Current Account Reversal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2）， pp.59-64. 
　　⑤ S. Edwards， Crises and Growth： 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2007， 25（1）， pp.19-51. 
　　⑥ G. A. Calvo， A. Izquierdo and L. F. Mejía， Systemic Sudden Stops： The Relevance of Balance-Sheet Effects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008， No.14026. 
　　⑦ T. J. Kehoe and K. J. Ruhl， Sudden stops， Sectorial Reallocation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9（2）， pp.235-249. 
　　⑧ M. M. Hutchison and Noy， Ilan， Sudden stops and the Mexican Wave： Currency Crises， Capital flow Reversals and Output Loss in Emerging Marke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Elsevier， 2006， 79（1）， pp.225-248. 
　　⑨ G. A. Calvo，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Exchange Rat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ollarization Debate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2001， 33（2）， pp.312-34. 
　　⑩ 郑璇、罗明铭：《国际资本流动突然中断与货币危机——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证据》，《财经科学》2016年第4期。 
　　{11} 李芳、卢璐：《资本流动突然中断对不同负债结构国家的经济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7年第3期。 
　　{12} P.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pp.1002-1037. 
　　{13} P. Romer，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pp.71-102. 
　　{14} G. M. Grossman and E. Helpman， Endogenous Product Cycles， Economic Journal， 1991， 101（408）， pp.1214-1229. 
　　{15} P. Aghion and P. Howitt， 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1992， 60， pp.323-51. 
　　{16} Rosenberg， Natha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2004， OECD， pp.1-6. 
　　{17} G. B. Dhouha and Melliti Ghazi，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The Marcotheme Review， 2014， 3（1）， pp.84-126. 
　　{18} 嚴成樑、龚六堂：《R&D规模、R&D结构与经济增长》，《南开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19} 龚六堂、严成樑：《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政策选择》，《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0} D. Archibugi， A. Filippetti and M. Frenz，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13， 80（7）， pp.1247-1260.
　{21} 凯恩斯效应实际是一种利率传导机制。突然中断的直接表现是国内货币供给减少引起利率升高，利率提高导致投资减少，进而产出减少。货币供给减少还会导致证券价格下跌，上市公司q值下降，公司减少投资；也会使银行存款和可贷资金减少，融资约束上升，投资下降。突然中断通过利率、资产价格和银行信用这三大渠道影响总需求，最终导致产出下降。 
　　{22} 债务——通缩效应是欧文·费雪为解释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而提出的，也可以用来解释突然中断的经济影响。对于发生突然中断的国家来说，危机前的资本流入热潮将该国经济推向过热，企业出现“过度负债”和“过度投资”等非理性繁荣。一旦突然中断发生，利率上升导致企业债务负担加重，债务违约率上升造成信用紧缩，企业只能低价抛售其商品或资产，从而引发经济衰退。 
　　{23} Barlevy， Gadi， On the Cyclicality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4）， pp.1131-1164. 
　　{24} P. Aghion， M. Angeletos， A. Banerjee and K. Manova， Volatility and Growth：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Cyclical Composition of Invest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10， （57）， pp.246–265. 
　　{25} W. Leontief，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561. 
　　{26} Helpman， Elhanan，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9， 13（2）， pp.121-144. 
　　{27} 30个新兴市场国家为：阿根廷、埃及、爱沙尼亚、巴基斯坦、巴西、保加利亚、波兰、俄罗斯、菲律宾、哥伦比亚、韩国、捷克、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马来西亚、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斯诺伐克、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匈牙利、以色列、印度、印度尼西亚、智利、中国。委内瑞拉虽为新兴市场国家，但因数据缺失不在样本中。 
　　{28} G. A. Calvo， A. Izquierdo and L. F. Mejía， On the Empirics of Sudden Stops： The Relevance of Balance-sheet Effects， NBER working paper， 2004， No.10520. 
　　{29} 因篇幅所限，未列示突然中斷发生国家名称及年份，读者如需详细数据可联系作者索取。 
　　{30} 谷丰、张林、张凤元：《生命周期、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3；练丹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湖北武汉，430073；卢逸扬，美国范德堡大学文理学院数学系，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3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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