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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论文:美国电影《三块广告牌》个人主义救赎叙事三题


2019-05-15    来源:电影评介    作者:巩慧文

《三块广告牌》系由美国福克斯出品的犯罪剧情影片,该片以黑色幽默与人性温暖的深度融合建构起了一场个人主义的灵魂救赎之旅。在2018年度第90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该片荣膺最佳女主角,与最佳男配角两项大奖,亦同时获得第75届金球奖的同样奖项以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与最佳编剧两项大奖。其中荣获最佳女主角的女演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令人感佩,是她将个人主义进行了大放异彩的升华。 
  一、 个人主义的复杂叙事 
  (一)二元对立叙事表达 
  《三块广告牌》的叙事较为复杂,其采取了多线制以及倒叙制等基本叙事技法,虽然整个叙事主线索基本上呈现线性化表达,然而,正是这样一部犯罪剧情片却在好莱坞的创制下演绎得风生水起。例如影片中女主角米尔德雷德·海耶斯租赁三块广告牌的过程中,其用食指扶起了窗台上的那只不慎翻倒却无力翻转,痛苦挣扎着的甲虫,实际上,作为无辜受害者的母亲,米尔德雷德此时的心境与那只甲虫有着款曲相通之处,他们均处于痛苦却极度无助的境地,而那只甲虫此刻无疑是幸运的,它在米尔德雷德的帮助下获得了解脱。然而在影片中,即便是传统意义上公正无私的神父都潜移默化地加入了警察一党,成为其中“有罪”的一员,从这种意义而言,即便在此后的叙事中,米尔德雷德的行为如何地偏激显然都远比神父这种看似公正无私的说项行为要伟岸高尚得多,换言之,米尔德雷德是那个帮助甲虫翻身的人,而那个所谓的神父要么是幸灾乐祸的旁观者,要么是助纣为虐的合谋者。 
  (二)二元对立中的温情叙事 
  影片的叙事核心就是冥冥之中驱策一切的那三块广告牌。这三块广告牌由米尔德雷德租下,逐级阐释了三层问责涵义,第一块广告牌直击事件真相——强奸致死;第二块广告牌直指警方的不做為——至今仍未抓到凶手;第三块广告牌则直斥案件的第一责任人无能——你做了些什么,威洛比警长。很显然,这三块广告牌具有着强烈的诉求、强烈的谴责、强烈的指向性,而影片中呈现给威洛比警长的顺序却是直指责任人无能的倒序方式,既给患癌中的威洛比警长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又给整个叙事带来了以间离表达的戏剧化效果。该片创制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三块广告牌给整个小镇全体居民与警方所带来的冲击性、震撼性、刺激性,而在于片中的倍受指斥与指责背后的个人主义表达;影片以一种努力做到的中性化表达将全片中的人物进行着中庸式的叙事刻划,实际上,恰恰是这种非传统尖锐二元对立的叙事刻划,才为该片带来了非常特别的温情效果,而这一切最终都消解着韦尔比手中的那部书《好人难寻》。 
  (三)温情中的情境力场叙事 
  《三块广告牌》中的叙事以一起奸杀事件与三块广告牌为核心,将诸多并行且交汇线索与间离且关联人物等以光影交织成为一个生动、鲜活、切近的有机整体。客观而言,即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亦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理想国度;米尔德雷德及其女儿的遭遇就是非常明显的例证,所幸的是,米尔德雷德还能够祭出个人主义这一救赎个体所处困境的思想法宝,由此可见,该片具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的原生表达。从心理学考量,发生在米尔德雷德身上的一切,恰恰与菲利普·津巴多的情境力场理论若合符节。该理论明确指出,个人主义完全不是想象中那般重要,善恶之间绝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巨大压力,几乎必然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情,例如,近年来社会上屡见不鲜的“好人”杀人事件亦能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这一理论的相对正确性。[1] 
  二、 个人主义的三重灵魂救赎叙事 
  (一)原初潜隐表达 
  这个世间最接近于神性的并不是自然界中的未解之谜,而是每一个人类自身的灵魂,从形而上的意义而言,若要实现基于人类灵魂的最终救赎,通常必须经历三重境界。从影视艺术创制视角观察,首先,第一重境界即是情境自控式救赎叙事的原初表达,在《三块广告牌》中,第一重灵魂救赎叙事的核心即是这种情境自控不成功的诸多事件与案例,实际上,米尔德雷德本身亦不排除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恶的表达,换言之恰恰是情境力场这一无形之手的驱策,才导致了她在巨大情境压力下的彻底失控,同时,也才使得原本纯粹的基于母亲的慈悲由此瞬间逆变出了无法自控的恶的表达,诚然,其他因素介入并注入其中的个人主义有着失衡式的复杂化表达,并由此产生了个人主义衍生与引申的多重性表达。而这种多重性显然唯有“路西法效应”才能对其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即人类的一切个人主义,其实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而每个人的内心之中不只有善意与慈悲,在应激与情境巨大压力的过程中,还会释放出心中的恶魔。 
  (二)恶的释出表达 
  影片中人类灵魂救赎的第一重境界铺陈了人类个人主义情境的本乎自然的救赎叙事基质,而第二重救赎叙事的核心则在于恶的表达的释出。这种表达与该片中的愤怒情态一样近乎可怖,然而,真相却是在其传统的世界观崩塌之下,由此所产生出来的深深的无助与绝望,对于米尔德雷德而言,这显然是一种投诉无门与上访无路的最深的无助和绝望。这种释出表达已直指灵魂救赎,其不仅将小镇上的警长责无旁贷地置诸指斥之下,而且作为大他者的观众亦在这种指斥的规训之下,不由得产生出针对现实生活扪心自问的反思。而究其理性化的根本原因则意味着人类从来都不是所谓命运的囚徒,换言之,人类只是每个人心灵的囚徒,在某些应激与情境的巨大压力之下,可能任何人都难以摆脱心灵冥冥之中的强力驱策,而这一切的唯一结果,必然是释放出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恶的表达。这种恶的表达的释出,与世界著名行为艺术家阿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著名的“韵律零”这一行为实验如出一辙。 
  (三)灵魂救赎叙事的最终完形 
  影片中的人类灵魂救赎的第二重境界必然引出第三重灵魂救赎叙事这一救赎完形的核心。米尔德雷德个人主义的种种表现完全符合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一书中的,个体心理学与群体心理学的范畴。[2]她正因为孤身一人,才避免了融入群体所无法规避的个人主义的消亡、以及个人情感与独立思想的消解,而正因如此,才导致了米尔德雷德在其个人主义恶的释放之下,酿成了一系列难以救赎的悲剧。米尔德雷德的一切个人主义行为亦深刻印证了那句:无人是你的上帝,关键时刻只能自己救赎自己,其作为一位合格称职的母亲,有着异乎寻常,但却合乎情境与情理的冷酷、勇毅、决绝;同时,该片亦最终完形了个人主义灵魂的救赎。
三、 人性化灵魂救赎叙事表达 
  (一)个人主义与隐性人性化的映照式升华 
  《三块广告牌》中不断层级递进的个人主义的三重灵魂救赎表达的完形充分地以影视映像印证了坚强的人只能救赎自己,而伟大的人才能救赎他人这一救赎真理。换言之,个人主义的狭隘式救赎仍然是孤独的,这也是该片结尾人性化表达的出彩之处。米尔德雷德,不仅以其堪称伟大的母爱成功地救赎了自己,而且,更以其透过光影对观众这一大他者心灵的深刻影响,获得了透过个人主义,借崇高母爱能指而向人性化所指层级的升华。这种人性化所指以其针对人性的更广阔包容以更深度的融合建构起了一种马丁·布伯及其关系哲学中的人性化超越式的表达。该片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显然是这种暴戾之下的,透过浓浓母爱所表达出来的温情。在一位伟大的母亲眼中,任何世相都无法与女儿的遭遇相提并论,从这种意义而言,该片的个人主义灵魂的救赎式表达已远远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相对狭隘范畴。由此可见,该片中透过主题所阐释的个人主义与隐性的人性化之间已形成了相互映照式的升华表达。[3] 
  (二)个人主义与隐性人性化的参照式诠解 
  影片以个人主义的灵魂救赎为观众赋予了基于人性的介引。在当今世界多元时代语境下,人性化这一极具未来普世价值的意识已成为人类第二个轴心式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可以说,片中米尔德雷德的遭遇恰如许多好莱坞电影中的个人主义表达者的遭遇一样,无论其是否符合普世价值,最终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悲剧。然而,个人主义与人性化表达二者却在影视艺术创制的加工之下在片中深度融合,形成了一種既超越了个人主义,又超越了人性化表达的灵魂救赎。这种隐性的人性化的形而上表达与该片的显性主题中的个人主义之间形成了相互参照式的更为高级的诠解式表达。[4] 
  (三)个人主义与隐性人性化的关照式跃迁 
  观看《三块广告牌》的观众,大部分都会不由自主站队女主角米尔德雷德一边,哪怕其行为有着偏激、冷酷、决绝的一面。实际上,米尔德雷德的这些性格特质完全是在悲愤、绝望、无助三重高压下的,既无奈又被动的个人主义的崇高人性化表达。该片的最终结局,对于个人主义而言,其全部的意义莫过于灵魂堕落与救赎的龃龉;这既是对个人主义的一曲挽歌,又是对普世价值的一曲赞歌,同时,更是对人性化的讴歌。客观而言,触动灵魂远比触动利益要难得多,而这也恰恰是影片大获赞誉的原因所在,该片以一场个人主义的个体微光,却泛射出了足以瞬间照亮整个时代的光芒,同时,更成为了人性的一道救赎之光,这种形而上的隐性人性化表达亦与该片中显性所指的个人主义的灵魂救赎之间形成了光影相互关照的跃迁表达。[5] 
  结语 
  《三块广告牌》以人类心灵中的“虎兕出于柙”的“路西法效应”,解构了后现代社会中的刻板意义上的善良和慈悲,同时,亦一并解构了“幸存者偏差”下的众声喧哗。该片透过黑色幽默、暴力、温情三者更加彰显了隐性人性化与显性个人主义之间的强烈互补性表达;并且,二者之间就本质而言,亦并不存在着绝对对立式的精神分歧与精神差异,二者只不过分别是一种宏观全体与微观个体、个体表象与具体抽象、本体特质与整体意象间的一体化言说。 
  参考文献: 
  [1]邹斌.一个反讽的张力故事——电影《香水》的“非理性”叙事[J].电影评介,2017(21):41-43. 
  [2]韩彦枝.从叙事学的角度探析《爱玛》的反讽效果[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3):202-205. 
  [3]蒋敏蓉.从圣经角度探寻《好人难寻》中老祖母的灵魂救赎[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3(1):137-138. 
  [4]董金玉,刘杰秀.表层话语的瓦解——解读《好兵》的叙事反讽[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8-100. 
  [5]何静,王春平.戏仿·拼贴·反讽——影片《大电影之数百亿》后现代叙事策略探析[J].电影评介,2007(18):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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