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者锻造批判的武器，对所批判者与批判物进行逻辑的、直面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针对自由贸易主义同重商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叫嚷，恩格斯进行了彻底地批判，这包括：（一）针对“新的经济学”与价值、土地、劳动的分裂的批判;（二）关于分裂与对立的持续化状态：竞争的批判;（三）解决路径：针对批判的批判——消灭私有制。通过梳理恩格斯在《大纲》中进行的各种批判，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者使用批判之武器的具体语境和方法论，尝试理解批判的武器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观建构发挥的巨大作用。
关键词：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批判;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2-0027-03
自诩向传统重商主义“旧的经济学”开炮的“新的经济学”，号称已经实现了自己批判和揭露的历史任务。在它的猛烈攻击下，罪恶的、无耻的、不人道的经济学被消泯了，取而代之的是正义的、光辉的、人道的、新的经济学。但是，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所谓的“新的经济学者们”的批判作出了更为彻底的批判。
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实践政治派作出的结语——若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一样，如果不能让私有制的理论成为科学，就不能够消灭私有制。新的经济学完成了任务，它的包装使愚蠢而直白的剥削失去透明，只留下看似属于纯粹的、人道主义的博爱。但事实上，新的经济学将私有制前提巧妙地搁置起来了。恩格斯指出，新的经济学“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体系的血腥恐怖表示神圣的厌恶……却只前进了半步，以致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基于此种态度所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在新经济学中，以亚当·斯密为首的经济学者战胜了坦荡的自利，是因为他用虚伪的、道貌岸然的自利代替了它;他破除了人性的自利，是因为他恢复了自利的人性;公开的罪恶被隐秘的罪恶所取代。
不彻底的发展仍然是进步，尽管其只有“半步”;而不彻底的批判却是毫无必要开展的。恩格斯将自身同传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全新”的自由贸易体系之间严肃分离开来，以致于批判到达的程度是——不挖掘并打倒新的经济学者们所赖以存在的根源就决不罢休的境地。经总结，恩格斯在《大纲》中共经历了三个批判的阶段。该三个阶段并不以时间顺序或递进逻辑的方式展现，而是笔者根据恩格斯针对“新的经济学”进行批判的三个可分离化的思维来展现：第一，对重商主义与新的经济学的本质和其造成的价值、土地、劳动的分裂与对立进行批判;第二，在上述批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批判私有制带来的无所不在的竞争怪象，并对已分裂的事物本身的再分裂以及分裂带来的竞争与威胁进行深度剖析;第三，立足于对立与分裂的怪象，深度探索已形成的对立、分裂的解决路径，并基于批判性视野对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的分裂过程及结果进行了总结式回顾。
一、针对“新的经济学”与价值、土地、劳动的分裂的批判
恩格斯对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私有制根源进行了挖掘，并就新的自由贸易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进行了直白的再批判。他认为，新的经济学宣告自己不为传统经濟学体系负责，赋予自身同旧的经济学者对立的角色、用对抗不道德以表现道德的各种做法，使“不道德到达了极点”。“新近的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而这个前提，就是私有制。重商主义者短视地将一切侥幸获得的财富积累起来，并在获得财富和减少损失的手段上极显贪婪与自私，从而将所有赚来的金钱“好好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狭隘的、幼稚的贸易差额论限制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并以一种无理、粗暴却简单的形式阻挠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前进。因此，新的经济学者对这种无理、粗暴却简单的经济体系十分愤懑，同时标榜自身为“仁爱的经济学……让商业成为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但是，这种新的经济学，号称与旧的经济学对立的人道主义的自由贸易学说，“在虚伪的人道背后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这种野蛮，就体现在新的经济学从来不去检验从旧的经济学那里继承过来的私有制的前提，从来没有试图阻止私有制持续扩充影响力，反而将其科学化、理论化、合法化。新的经济学为私有制打造的面具完美地遮盖了它肮脏、自利的本质，却自觉地戴上人道主义光辉的皇冕。
皇冕不属于私有制，也不属于新的经济学。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重商主义较新的经济学而言“概念虽然混乱，但与攻击他们的口是心非的逻辑比较起来还是单纯的、前后一贯的”。在同源于私有制的、新的经济学家叫喊声中，一切的一切都被对立、颠倒、分裂了，一切被对立、颠倒、分裂的行为都被合法化了，一切合法化了的对立、颠倒、分裂都被潜移默化执行了，并逐渐变成新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圣经。在这本圣经中，最不可思议的对立与颠倒便是价值、土地与劳动的对立与分裂。
（一）针对价值的分裂的批判
在《大纲》中，恩格斯于上篇写道，“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并于下篇证实了：第一个范畴便是价值。新的经济学家们将价值分为抽象价值（实际价值）与交换价值，并就生产费用与二者间的关系产生了争论。在混乱的争论中，价值本身被分裂了，“它的每一个方面都叫嚷自己是整体”。但事实上，生产费用并不是麦克库洛赫所谓的实际价值的表现，也不存在萨伊所言的生产费用决定抽象价值，而是“生产费用就是价值本身”。“在英国人麦克库洛赫和法国人萨伊那里……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抽象”。新的经济学家的关于价值规律的经验总结中，“经济学的一切被本末倒置：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关于价值的颠倒被建立起来了。
基于以上批判，恩格斯指出，“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也只有消灭了使得经济学本末倒置的前提——私有制，“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才能够让价值回归到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二）针对土地的分裂的批判
继价值被颠倒后，土地也被分裂为土地的租金和土地本身，二者之间尖锐对立。土地占有者靠垄断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土地的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土地分裂为土地本身和土地租金并由此产生的对立以及建立在对立之上的大土地占有者的财富垄断，彻底破坏了人作为人的自然权利，也彻底损坏了土地作为土地的根本价值与本质。这意味着，土地的分裂必然会催生对立，而对立将带来竞争，竞争便会形成垄断。因此，“要么实现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结论，要么抛弃私有制这个前提”。恩格斯以为，如果批判的视野能拉回至使土地丧失其本质之前，即针对私有制的批判被确立，则“作为地租而与土地分离的土地价值，才会回到土地本身。”
（三）针对劳动的分裂的批判
劳动的分裂最值得悲悯，私有制促使劳动彻底异化。恩格斯认为，劳动被分裂为劳动本身和劳动资本，劳动资本又分裂为原有资本与利润，利润又分裂为利润本身和利息。“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性到达了顶点”。“而所有的这些微妙的分裂与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恩格斯的观点十分深刻，因“资本是劳动的结果”，不可分裂的一者被分裂为二者的结局便是它的本质：劳动的分裂。正如租金的价值不能回归到土地上去，劳动的价值也不能回归它本身。
这种回归建立在批判基础之上，“只要消灭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但在此之前，导致劳动不成为劳动的一切原则都要受到理性的、真正人道主义的审视，即批判性审视。
二、关于分裂与对立的持续化状态：竞争的批判
自此，恩格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新的经济学所形成的价值、土地与劳动的对立与分裂进行了逐一地、系统地批判，并宣告了这一切分裂的根本缘由便是私有制;这一切分裂的结果便是竞争。“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而竞争必然带来垄断。建立在所有权的垄断即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垄断，必然会带来垄断的所有权即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争取垄断的新的竞争，从而陷入无限垄断、竞争的恶性循坏的怪圈之中去。恩格斯以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尖锐矛盾进一步说明了竞争的规律：“需求与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之中，遵循自由贸易理论规律的社会将陷入周期性的危机。
“由于竞争带来的价格的永恒波动，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同样的，在价值、土地和劳动分裂之后，资本、劳动与土地相互竞争，资本家、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保持长久的对立。但现在，私有制不仅使它们之间分裂，还使得它们本身都分裂了——由于竞争状态变得不可遏制，资本家与资本家对立起来了，劳动者同劳动者对立起来了，土地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开始竞争，“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被颠倒过来”。而这种颠倒，无非是新的经济学家们坚持私有制的结果。
此外，恩格斯认为，处于竞争之中的，或导致竞争状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人类的不自觉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谁也不知道需求与供给究竟有多大”。在针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批判时，恩格斯多次强调并论证了形成竞争状态的并不是所谓的“人口过剩”，而是私有制前提和人类的不自觉状态;因为在私有制和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之下，合乎理性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是无法实现的。此处反映出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主要目标为：批判新的经济学的私有制基础并引导和实现人类不自觉状态的终结，坚决批判所谓的“人口过剩”导致供给与需求间失衡是竞争出现源头的那些观点。生产力是科学解决的，而社会主义者需要解决的是私有制问题和“人类的不自觉”问题。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科学都是反劳动的。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科学技术又是第一生产力，这种认识对于当时的恩格斯而言尚未确立。
总之，竞争会带来一切对立、颠倒和分裂，而对立、颠倒和分裂又会形成一系列新的竞争，私有制是这类恶性循坏谱系的一端，而另一端是主张自由主义贸易的新经济学者们。他们的视野从来不敢回望重商主义的根源，“正如李斯特主张恢复重商主义体系一样”，要么更迭并创造出彻底否定自身的新自由，要么回归到不愿彻底批判而长久存在的旧的桎梏之中去，新的经济学家们的命运无非就是这两条路。
三、解决路径：针对批判的批判——消灭私有制
正如建立在虚无之上的迷信主义不能依赖同样前提基础之上的神学来批判，任务只有交给建立在实在基础之上的自由哲学，虚假的批判才能成为真正的批判，软弱的批判才能成为坚强的批判，一击即溃的批判才能成为无坚不摧的批判，并从这勇敢的批判中缔造出新的事物。同样的，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重商主义体系并不与建立在同样基础之上的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对立，新的经济学者们对重商主义者进行批判也并不成立。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关于真正的人的经济学才能够实现针对新的经济学批判之“批判”的任务，并使人成为人本身。
恩格斯《大纲》中所写的最后几段，重新回顾了资本、劳动和土地的对立与分裂，以及竞争状态下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者与土地占有者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分裂、竞争与对立的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者所得”，其结局是针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针对人本身的本质的打击。因此，要解决分裂、竞争与对立，就要把形成它们的根源—私有制—消滅掉。不消灭分裂，对立则无法消灭;不消灭对立，竞争则无法消灭;不消灭竞争，垄断则无法消灭……只有一种方法，即进行彻底地批判的批判：消灭产生它们共同的原则时才能消除困难。
新自由主义贸易学的经济学家们，“离我们越近，离诚实便越远”;而自由贸易理论对于重商主义的批判是毫无起色的。停留在被批判物质框架内作出的局部性反击无法从根本上瓦解这种不足，唯有跳出既定的框架才能焕发新生机。正如杨光斌教授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学框架时，坚决驳斥了西方政治学界对我国政治学建构中若干问题的怀疑与无理批驳，尖锐指出西方政治学的发展总是处在一种逻辑自洽之中而从不追根溯源考察其建立之前提，西方政治学者们从来不会认真解构自身程序性与工具性概念的普世性价值来源。事实上，这种批判的思维在恩格斯的《大纲》中早就出现过：不彻底的批判是没必要开展的，彻底的批判是彻底重建的必要基础，并由此观点发展并建构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性批判意识;而这种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他本身大有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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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锦涛（2002—），男，汉族，甘肃陇南人，单位为江苏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风险感知、政府信用、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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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01 来源:西部学刊 作者：李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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