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裘德；高加林；威塞克斯环境；人生梦想；
【基金】2016年度河南省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哈代作品中的英国‘三农问题’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启示研究”(项目编号:162400410107)
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发表于1895年,主人公裘德出身卑微,生活孤苦,却立志要当一名学者或牧师,因而从小学习､苦读,但由于教育制度和社会等级的影响及自身因素,最终理想破灭,在默默无闻中贫困而死｡近百年之后,中国作家路遥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志农村青年高加林梦想脱离黄土地,寻找更大的人生舞台以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却由于体制的制约､行事方式不合规范,以及其他社会和个人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功亏一篑｡虽然所处时代相差很远,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也各不相同,但两部小说的写作背景相似: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与城市,以及奔波于其间的转型农民;故事主题接近:展示有才华､有志向的农村青年空怀大志却抱恨终天的人生历程;主人翁的恋爱故事也类似:都纠结于两个女人之间,灵与肉充满争斗｡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哈代和路遥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相同点与不同之处,以便为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众多离开故土出外打拼的农村青年提供人生借鉴｡
一､写作背景:哈代的“威塞克斯环境”与路遥的“城乡交叉地带”
托马斯·哈代是跨世纪的英国大作家,他的写作背景多围绕以多塞特郡为中心的“威塞克斯”地区,主要成就之一是后期的五部“性格与环境”系列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主要反映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农民群体在现代化浪潮下表现出的痛苦､无奈､迷茫和蜕变等,既突出社会的悲剧色彩,又显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
19世纪末,英国的农民阶层在城市化进程中渐趋消亡,《无名的裘德》作为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基本脱离了乡土环境｡裘德可以说是失地农民的代表,他的经历也是有知识的一代青年劳动者要求改变自身地位的图影｡路遥的创作则聚焦于“城乡交叉地带”,按照路遥的解释,“城乡交叉地带在空间上指城与乡之间融汇､交流的中间地带,在时间上则指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转型期｡”[1]在这一背景下,路遥塑造了高加林､孙少平等“知识农民”奋斗者群像｡他们出身农门,在城市接受过知识教育,开阔了眼界,梦想着脱离农村,脱离贫穷,融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然而,他们的个人命运必然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严格的户籍制度使“知识农民”无法在城市立足,在努力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体会到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人生》向我们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初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而经历了苦闷､彷徨､追求､奋斗的人生历程的高加林则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农民”的缩影｡
二､出身卑微的追梦者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性格与环境”悲剧之一｡裘德·范立自幼失去双亲,在小村庄跟姑婆一起生活｡虽然过着贫穷孤单的生活,但多愁善感､好学上进的小裘德在乡村学校读书时即把老师费劳孙先生树为人生楷模,立下了求索上进的宏志大愿,梦想要像老师那样进入他心目中的知识圣地基督寺(影射牛津)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在那里安身立命,他刻苦自学被认为是大学入场券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然而,等来到基督寺以后他才意识到,这座“光明之城”只不过是一堆中世纪的废墟,不怎么需要像他这样出身卑微的年轻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梦想和欲望的左右下开始了向城市人的转化,一边靠做木匠活谋生,一边继续自学｡
但后来,他的大学梦被一位大学校长写的拒绝信给彻底粉碎了:裘德阁下:大札领悉,至感兴趣｡据阁下所称,既身为工人,则谨守本分,安于旧业,较见异思迁,别作他图者,于世路之成功上进,自有更多之机会｡[2]大学梦的破灭并未使裘德彻底死心,他又做起了牧师梦｡通过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经书,他甚至可以在醉酒状态下用拉丁文滔滔不绝地背颂使徒信经｡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自己会在学问上把那些大学里的寮长､学长､校长､研究员､文学硕士等都压下去｡但是在梅勤寨,颂歌作者的肤浅和贪婪使他痛苦地认识到,上帝对他是冷漠的,根本不可能把他从社会的底层拉上来｡职业梦想破灭后,裘德又经历了爱情的幻灭和孩子死亡的悲剧,曾经心高气傲的年轻人身心俱毁,在酒精中迷醉,在贫困中沉沦,直至最后悲惨离世｡
《人生》中的高加林也出身农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先在县城接受了高中教育,高考失利回乡后当了三年的民办教师,突然有一天,他的民办教师名额被村支书的儿子顶替了｡苦闷中的高加林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他不想像父辈一样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他想到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抱负,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和广阔的外面世界对心高气傲的他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心躁动不安,又觉得他很难在农村呆下去了｡天地总是这么的狭窄!他闭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3]后来,高加林通过走后门来到县城当了一名宣传干事,经历了一段春风得意的时光,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但是,就在他以为自己可以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时候,走后门入城的事遭到恶意揭发,他被单位辞退了｡高加林的人生梦想再次受挫,沉默着回到了家乡｡
三､恋爱关系中灵与肉的斗争
两部作品的另一个共同点在于,在追求人生梦想的道路上,裘德和高加林都陷入了三角恋爱的纠葛当中,而这种关系都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悲剧根源之一｡哈代在《无名的裘德》出版序言中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有了阅历的人写给成年男男女女看的一本小说,它力求做到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处理人类一次最强烈的激情在所难免地带来的煎熬和狂躁､讥诮和灾难,以无所避忌的笔墨来描述在灵与肉之间展开的一场惨烈的斗争,以集中有力的方式来展示空怀大志而抱恨终天的悲惨经过｡”
裘德本来好学上进,年少时即制定了人生规划,要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踌躇满志地坚持着自己的自学计划｡然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沉溺于梦想的裘德猛然被粗俗的农村姑娘艾拉白拉扔过来的猪鞭打中,陷入了艾拉白拉的情欲之网｡后来又被她用假怀孕的手段所骗,不得已结婚,背负上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一时放弃了自己多年苦读的习惯和未来的理想｡婚后夫妻之间常有矛盾,加上生活琐事的烦恼和对彼此本性的了解,裘德渐渐发现所谓的爱情难以为继,这段婚姻直到艾拉白拉和家人离开英国去了澳大利亚才得以解脱,留下的是后悔与遗憾｡后来遇到聪颖美貌､人格独立､思想大胆的表妹淑时,裘德觉得空灵的淑才是自己真正的意中人,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这个亦真亦幻的形象上”｡
淑蔑视世俗和僵化的宗教,但她跟裘德的爱情却为教会所不容､为世俗所不齿,淑不得已与费劳孙结了婚｡后来裘德得知淑婚后并不幸福,两人又开始了联系｡在经历了几番心理挣扎后,淑决定离开费劳孙与裘德生活在一起｡同居后的裘德和淑开始为生计奔波在奥尔布里坎等不同的地方,最后病中的裘德和淑重新回到基督寺,在这里经历了孩子们的不幸自杀,备受打击的淑黯然重投费劳孙的怀抱｡身心俱损的裘德则又和艾拉白拉重新生活在一起,当对方意识到他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后,任其在孤独中死去｡高加林也纠结于两个女子之间,但主动权始终在他自己手中｡受政治和文化环境所限,路遥在处理灵与肉的冲突上远没有哈代那么大胆和深刻｡他所描述的农村姑娘巧珍充满激情､泼辣大胆､野味十足,对高加林一往情深｡在她身上既有对待世俗眼光所表现的粗犷和桀骜,又有对待心上人的温柔､乖巧和宽容,集中体现了农民的淳朴､善良和宽广的胸怀｡但由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巧珍在注重精神追求的高加林眼里并非合适的结婚对象｡城里姑娘黄亚萍是县武装部长的独生女,在父母的宠爱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她兴趣广泛,博学多才,上高中时就和涉猎广泛､眼界宽阔的高加林有许多共同语言｡
当高加林到城里工作之后,黄亚萍由于有了谈得来的人而兴奋不已,毅然不顾家人反对跟张克南断绝关系,与情趣相投的高加林谈起了恋爱,共度了一段幸福时光｡对高加林来说,在代课老师的工作被剥夺后,因精神极度沮丧需要心理慰藉时,刘巧珍的美貌以及对他无条件的奉献使他有了爱的冲动,然而在接受了这种爱之后,他甚至十分懊悔:他一直非常后悔他对巧珍做出的冲动行为,他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那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
正是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想法,在城市落脚后的高加林经过权衡选择了黄亚萍,伤心的巧珍与一直追求她的邻村农民马栓结了婚｡相比之下,高加林与黄亚萍之间的爱应该说是志同道合的｡“从内心上说,亚萍以前一直是他理想中的爱人,过去他不敢想……”[3]虽然高加林在最后与黄亚萍告别时说了这样的话:“从感情上来说,我实际上更爱巧珍｡”[3]但如果没有不合理的社会存在,高加林最早选择的是黄亚萍而非刘巧珍｡在故事的结尾,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爱情的高加林在忏悔中重返黄土地,他追求的东西,最后都成了一场空｡四､悲剧中蕴含的正能量裘德和高加林充满梦想和奋斗的人生结局都是悲惨的,但哈代和路遥两位伟大作家所要表述的并不仅仅是人间悲剧｡
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主要表达了那个时代人生的错位与困惑,被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感叹为:“是哈代所有小说中最令人痛苦的一部｡”虽然面对金钱､权利､地位当道的残酷现实,出身贫寒的裘德勤奋刻苦､自学向上的拼搏只能是一场徒劳,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失望的打击,裘德所表现的恢复力以及追求理想的执着和顽强奋斗的精神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同样,从《人生》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像高加林这样的有志农村青年对外部世界的渴求,以及面对不合理的体制政策限制所表现出的无奈,对自我的怀疑和否定｡如果两位主人公像各自时代的普通农民那样“本分”､安于过平淡的生活,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和失望｡然而,作品真正打动我们的正是他们义无反顾的对精神理想的追寻,他们的心理状态集中显示了社会转型期青年农民知识分子的心理嬗变｡虽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甚至死亡,但他们孤独的心灵没有在坎坷的命运中沉沦,我们依稀可以从满天阴霾中看到些许亮光,在同情与悲愤中感情得到宣泄｡这正是两位作家传递给一代代读者的精神力量｡
五､结语
哈代所处的英国和路遥写作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极为相似,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使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经历重大的变革,传统的社会制度和形态以及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冲击｡这样的时代对于像袭德和高加林这样出身贫寒､志向远大的千百万个乡村知识青年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虽然在种种现实障碍面前他们的诉求只能是徒劳的挣扎,他们与命运的抗争中最后失败,但结果也许并不重要,正是在与命运的抗争中他们的勇敢､不妥协､虽死无撼的品质和精神成就了这两个丰满的艺术形象,也激励和鼓舞着充满精神困惑的“现代人”｡
[参考文献]
[1]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J].作品与争鸣,1982,(2).
[2][英]哈代.无名的裘德[M].都兴东,译.海口:南方出版社,2003.
[3]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上一篇：麦卡勒斯作品中“精神隔绝”主题的解读 下一篇：古典主义的完美再现——从艺术特色角度解读托马斯·格雷的《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