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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视野下的巴赫金语言符号思想研究


2016-10-28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王清霞;胡安奇

 【摘要】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由巴赫金系统提出,经过法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让-雅克·勒塞克勒的梳理和整合,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思想。本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宏观视野下,探讨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以期为相关语言学研究提供必要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巴赫金;语言符号;
    
    一般认为,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著作,其主要任务是“勾勒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语言问题思考的基本方向及其在处理具体语言学问题时方法论上的指导方针”[1](P1),这主要是因为语言哲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本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宏观视野下,探讨巴赫金的符号学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意义。
    一、符号与现实:符号的意识形态性
    巴赫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建构始于对符号和意识形态二者关系的讨论。根据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符号的意义是能指与所指任意意指的结果,符号的意义或价值是符号系统内部各符号之间对立差异形成的,属于内部语言学的范畴,不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不属于意识形态之列。因此,雅格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得出结论,“假如儿童在一个系统内不具备二元对立的语言能力,那么,儿童或许不能理清世界的秩序,人类可能不会经历从自然(即世界被视为一个混乱的混沌状态)到文明(即世界被视为一个有序的差异组)这一关键的转变”。
    巴赫金对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历时/共时的二分法提出质疑,他认为,放弃语言使用,只关注共时语言系统的研究偏离了言语符号作为言语行为和语言作为人的基本属性的特征。相反,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符号,“没有符号也就不存在意识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符号不同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它既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自然、科技,亦或是消费,符号不仅是现实的一部分,它还反映、折射,甚至曲解社会现实,使符号具备意识形态的评价功能。符号和意识形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符号所到之处,都有意识形态的身影,反之,任何意识形态的事物都具有符号价值”。换句话说,言语符号作为交际的媒介,产生于被社会建构的个体之间(而非自然人),因而被意识形态化,语言中的词语就是最好的例子。
    巴赫金认为,词语作为社会符号不是中性的,而是一个意识形态现象,是意识(内部语言)的符号质料。对此,维果茨基[3](P153)有过类似的论述:“思维和词语的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思维产生于词语。……思维和语言以一种有别于感知的方式反映现实,是了解人类意识的本质的关键。”维果茨基认为,人类行为只有作为行为的历史才能被识解,人类意识是一个社会化的生成过程,符号起到中介调解的作用,这个过程包含两个层面: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根据维果茨基的观点,人类的意识活动沿两条“线路”发展:自然之线和社会之线/文化之线。自然之线保障人类初级心理机能的形成,而社会之线在高级心理机能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维果茨基对意识发展的研究与马克思主张的“社会心理学”异曲同工:社会心理学并非来自交际主体的心灵,而是产生于言语实践中,是社会生成的结果。
    二、对两种语言哲学观的批判
    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还批判了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的两种语言哲学观:抽象客观主义和个人主观主义。抽象客观主义的本质是起源于古希腊的唯名论,启蒙时期则表现为经验主义,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俄国的沃斯勒学派是其主要代表。洪堡特的语言观不乏浪漫主义情怀,在他看来,“语言就像一块笼罩着山顶的云彩,若从远处观望,它有明晰确定的形象,但你尚不了解它的细节,而一旦登上顶峰,身置云中,它就化作一团弥散的雾气,你虽已掌握了它的细节,却失去了它完整的形象”[4](P39-40)。
    沃斯勒学派继承并发扬了洪堡特的个人主义语言观,并成功摆脱了实证主义的束缚,把语言的意识形态因素提高到显著位置,“语言品味”成为语言创造性的动力,语言的本质就是审美观念:“语言思维本质上是诗性思维;语言的真理就是艺术的真理,是有意义的美”。
    总的来说,主观个人主义追求的是语言的个性和艺术性,语言注重的是修辞而不是逻辑或者语法结构,强调个人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与此相对应的是巴赫金称之为客观抽象主义的语言哲学观,它发端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欧陆理性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直接反映,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主义和莱布尼茨的普遍语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是其主要代表。抽象客观主义不满足于个人主观主义把语言归结为个体心理和个人的创造性行为,认为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无法揭露隐藏在稍纵即逝的言语行为背后的本质和规则。
    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抛弃了对个人言语行为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符号系统本身的内部结构上,主张对语言进行共时研究,以期找出语言运行的内部法则,因此,索绪尔宣称:“语言是一个表达观点的符号系统,就像书写系统、聋哑人的字母系统……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符号学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语言学”[5](P16)。抽象客观主义不遗余力地对语言进行科学研究,认为语言是一个独立、稳定的符号系统,先于个人意识而存在;语言依赖符号系统内部的运作产生意义,跟艺术、意识、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无关;个人的言语行为只是对规则的语言形式的具体运用,甚至是歪曲使用,它们本身是杂乱的、无意义的。
    三、符号与话语:符号的话语建构性结构主义
    语言学始于对语言/言语、共时/历时的区分,其本质是语言的个性和社会性的区分,也是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融合这两种语言流派,克服主流语言哲学追求的“内在性原则”“功能性原则”“透明性原则”“理想化原则”“系统性原则”“共时性原则”[6](P67-69)。尽管这两种流派都有“伪质子”的缺陷,巴赫金并没有对它们全盘否定,而是采取辩证综合的方法,把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这对正题和反题辩证地融合在一起,这既克服了抽象客观主义只注重语言系统拒斥个人语言行为的倾向,又避免了个人主观主义把言语行为解释为言语者的个体心理的浪漫主义道路。二者融合的基础是把“话语”作为言语生成过程的基本单位,把“言语互动”作为语言的基本现实,用巴赫金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应该而且必须毫不含糊地坚持把话语作为真实的语言—言语现象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1](97)。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扭转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语言哲学传统,语言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份人类的文化历史遗产;语言不再是抽象的语言形式系统,而是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获得生命并随着历史不断演化,进而克服语言学悬搁历史和言语行为的理性主义缺陷。巴赫金的对话论为意义的辩证性找到了合适的出路,话语不仅具有意义,还包含价值取向;意义的变迁本质上是意义的再评价,是词语在不同评价语境下的置换。词语一旦丧失评价意义,就会脱离历史生成过程而成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理想存在。
    四   、结语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观由巴赫金系统提出,经过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让-雅克·勒塞克勒的梳理和整合,克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机械反映论思想,对洪堡特和沃斯勒唯心主义语言观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展开批评,明确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基本框架,确立了“话语”和“对话”作为语言研究的基本单位,把言语符号纳入到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网络中。一言以蔽之,巴赫金符号的物质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和符号的话语建构性不仅弥补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不足,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符号观指明了方向,也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Volosinov V.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Kearney R. Modern Movements in European Philosophy[M].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4.
[3]Vygotsky Lev. Thought and Language[M].Massachusetts: The M.I.T.,1962.
[4]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Saussure d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Bei 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59.
[6]Jean-Jacques L. 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M]. Leidon and Boston:Bril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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