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中国心理学 学派建设 原创性 学科独立性
一、繁荣下的悖论：有山头、没学派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不可谓不繁荣：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我国拥有20余个心理学博士授予单位，每年招收心理学博士生数百人；110个硕士授予单位，每年招收心理学硕士生数千人；300余个心理学系，每年招收心理学本科生数万人。其次，在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对心理学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加。1999年，科技部将心理学确定为18个优先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200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心理学确定为一级学科。此外，还有部分单位获批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等学科建设平台。心理学工作者获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的资助也逐年增多。再次，国内学术交流更加频繁。目前我国有心理学专业重要学术期刊十余种，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发表数量正在逐年增多。国家级的心理学会有两个，各种省级心理学会数十个。在专业学会的带动下，国内学术交流频繁。自21世纪初起，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的参会者就超过1000人(最多曾经超过3000人)，每年各级各类心理学的会议能有如此多的参会者，令其他学科的学者惊叹不已。与此同时，我国心理学的国际地位逐年上升。2004年，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受到了国际的关注。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部分国内学者还担任国际心理学联合会副主席或被聘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通过数代人的艰苦努力，我国心理学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促进我国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就发展现状而言，心理学在我国毫无疑问算得上一门“显学”。但与国内心理学“繁荣”之现状相矛盾的是，翻开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史，①却难以看到中国人的贡献：科学心理学发展历程中更迭的数十个学派，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建立的；科学心理学发展中的思想或者技术方面的成就，也大多与国人无涉。我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心理学方面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国际地位。以至于在教学实践中，许多学校不自觉地将“心理学史”课程等同于“西方心理学史”课程(尽管也会谈及苏联心理学史和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史，但是，“心理学史”课程的几乎全部内容都是书写西方心理学家的)。尽管我国的心理学科是近代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但“西方心理学史”几乎占据了“心理学史”教学的全部内容之事实，依然让人费解。一方面，中国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如果从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史而言，西方的心理学思想源于古希腊时期，中国的心理学思想则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就科学心理学的历史而言，19世纪末，近代西方心理学诞生之时，也是中国“新心理学”被引进之时，因此从学科产生的时间上讲，西方心理学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因此，这点微弱的时间差异不足以让中国心理学落后百年之久。另一方面，就算我国心理学在诞生之初主要以模仿和借鉴西方为主，但随着该学科在我国的成熟，中国心理学早就应该独立起来才是。然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心理学并没有完全从西方的“襁褓”中成熟起来，这与美国心理学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19世纪末，当心理学科首先诞生在德国之时，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一样，试图将这门新兴的学科带回本国。然而，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后，美国的行为主义称霸国际心理学界，美国开始有了自己成熟的心理学科，世界的心理学中心从德国移向美国。从那时开始，中国在心理学方面从向德国学习转到向美国学习，但并未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如果说19世纪末的心理学是由德国人书写，那么20世纪的心理学则本应由美国、德国、瑞士、日本和中国等共同书写，而我们却一直处于对别人的模仿之中。
21世纪初，美国的《普通心理学评论》杂志作了一项调查，其内容是对20世纪心理学家的知名度进行评比，但令人遗憾的是，最后评选出的99位最知名的心理学家中，没有一位是中国人。当然，由于是美国心理学界的调查，可能有偏向于美国人或者英语国家的倾向。但是，即使按照中国现有的评价方式，尽管我们有不少心理学领域的国家级研究团队、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等，但又有几项成果能够评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或者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我们每年发表心理学学术论文数千篇，但又有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会让我们在回顾的时候将某些心理学概念、理论或研究范式与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像当我们想起弗洛伊德，就会想起精神分析；当我们想起詹姆斯，就会想到机能心理学；当我们想到布伦塔诺，就会想到意动心理学；当我们想到冯特，就会想到意志论心理学……
可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这样的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可以为某个学派命名，他的声誉可以纵横数个乃至数十个学科领域，他的思想可能招致大量的反对者，却不得不在百余年后引起人们的深思。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曾经被冯特贬斥为“文艺作品”的著作，在出版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被心理学界奉为经典，在SCI和SSCI上保持着较高的引用率。弗洛伊德的研究，尽管当时并没有受到主流心理学的承认，但从来没有哪位心理学史的撰写者会忽略他。而反观国内，我们有几位心理学家能够如此？国内有多少心理学著作在评职评奖之后除了静静陈列在图书馆之外，还能予人们以智慧的启迪？有多少心理学家的著作在数十年后(甚至在数年之后)，还会有人(包括他自己)翻开阅读？
可以说，当前中国的心理学尽管有许多从业者，但却习惯尾随于西方学者之后，从事一些具体而零碎的研究，缺乏从宏观的学科发展层面设计研究并系统而深入思考自己的研究对本学科发展的独特意义，也尚未系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或者研究范式。因此，我们尽管有许多“山头”(各种学术机构、学术资源分配势力以及通过学术以外的力量建立起的某种“学术权威”地位)，却缺乏推进理解人类心理世界的“学派”；我们有许多心理学研究人员，却没有世界级的大师。如果说当前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现状可描述为“有山头、没学派”的话，②那么，以“学派”的有无作为评判学科发展状况的依据是否合理？学派的缺乏是否构成制约我国心理学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学派”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
如果我们把国内一个又一个的心理学“圈子”(如心理学科系、相关的学会组织或者门第)称为“山头”的话，那么，这些“山头”上多的是学术权力支配下的学术资源分配活动，少的是属于自己的原创心理学思想。换句话说，这种状况既不能形成学派，也不能显示出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
一般认为，学派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内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系统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和基本观点的学术共同体。③因此，形成学派的重要条件就是“理论基础”，包括理论预设、研究进路和基本观点。回顾西方的心理学发展史，不同的学派对心理学的意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学科价值观、本体论、方法论和科学观，因此，西方心理学呈现出了不同的学科派系。在派系的争斗之中，学科意义与问题愈渐清晰展现。那么，为什么心理学需要有对学科有不同理解的学派呢？因为心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人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关乎人文社会的一面。由于人性的复杂性，因而关于人性的争论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能通过一个判别性实验解决学科内的争端，从而推动知识的更新换代。心理学的探索如同盲人摸象，不同的学派提供了透视人性的不同视角，不同视角的结合可能为最终了解真实的人性提供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心理学而言，学派的纷争将推动学科的发展。比如在心理学诞生之初，冯特提出心理学应该通过实验内省法研究意识的内容，从而建立了“内容心理学”学派；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学应该通过反省的方法研究意识的活动，从而建立起了区别于前者的“意动心理学”体系；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应该通过临床的方法研究人类的无意识动机，从而建立起了“精神分析”体系；詹姆斯认为心理学应该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意识的机能，从而建立起“机能心理学”体系；等等。很显然，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应该是意识呢，还是无意识呢？到底应该是意识的内容、活动，还是意识的机能呢？从事心理学研究到底应该采用实验还是反省呢？心理学到底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呢？不同的学派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一样的理解，人们对复杂人性的认识才能逐渐推进。尽管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派频繁更迭，部分学派已经被历史所湮没，但他们所提供的思考人性的视角，则成为推动当今心理学科发展动力的重要部分。
由此可见，学派是通过对学科元理论的反思从而实现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学派的生命力在于为本学科的理论前提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维度，从而使得本学科的发展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此，以共同理论为基础的学派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在于，它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它促使反对者们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从而让知识内容在不断“证伪”的过程中永葆学术活力。在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原创性的反思构成了学派建立的基石。由此推之，学派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评判一个学科发展状况的指标。
既然学派对心理学科的发展如此重要，那么，学派应该具有哪些特征呢？结合西方心理学重要学派的发展，可以发现，学派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相同的理论预设、研究范式和基本观点。如果没有相近的理论主张，就无所谓学派。国内心理学目前所缺乏的就是“理论主张”，而国外的心理学派大都旗帜鲜明，比如意动心理学主张研究意识的活动，而精神分析学派主张通过临床法研究无意识的心理过程。第二，具有威望较高的学术领袖及其所领导的学术团队。一个学派如果没有学术领袖，那就是“乌合之众”。因此，有学术思想并不一定能形成一股合力，成员之间未必会有意捍卫这种学术观点，散兵游勇小打小闹，在知识快速增长的今天很难引起学界的关注，研究成果也很难汇集。而学术领袖则可以为支撑某种学术观点聚集力量，让更多的学者能围绕着某个理论框架展开研究，这样，围绕着某个领域的学术成果就能大量汇聚，同时在与相异观点的论战中不断修正原有理论框架，从而推动学科的发展。因此，形成学派的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公认的学术领袖，比如精神分析的学术领袖有弗洛伊德、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学术领袖有华生。有了学术领袖，还必须有相应的学术团队。那么这个团队需要多大呢？团队的大小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格式塔心理学派就是由法兰克福大学的三位心理学家建立的。因此，团队并不在于多大，关键是成员们能否在学术领袖的领导下捍卫并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第三，有一定的学术平台和阵地。学术平台是学术活动得以展开的外部条件，一般的学派都依托大学或科研院所，同时他们都主办自己的学术刊物，定期召集相关的学术会议，能培养本领域的学生，使得该学派的思想和精神能得以传承。如果缺乏学术平台，这个学派的思想就得不到传播和继承，比如心理学史中的格式塔心理学，就是因为代表人物移居美国后，缺乏培养继承人的平台，因此这个学派在历史上很快就消失了。
那么，中国心理学缺乏学派，究竟是哪个条件不具备呢？很显然，目前中国并不缺乏学术领袖，同时也不缺乏学科平台，关键在于缺乏原创性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建立在本土文化之上的理论体系。翻开国内学者所著的心理学教材，比如《普通心理学》，大的框架基本相同，内容的区别也在于细枝末节，都是沿着“学科概论”、“研究方法”、“感知觉”、“记忆”等逐条展开，至于不同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本教材在哪些地方区别于同类教材，大部分作者缺乏这方面的考虑。可喜的是，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建构体系，比如郭永玉教授的《人格心理学》、童辉杰教授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导论》以及张春兴教授的《现代心理学(第三版)》等。从整体情况来看，由于大部分研究者缺乏对学科基本问题的反思，缺乏对基本概念和概念间逻辑关系、对学科价值观、本体论、方法论等问题的思考，缺乏对中国人独特的行为及生成这种行为模式的本土文化脉络的关注，因此，难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创性理论体系。④比如对“心理学”的定义，几乎所有教材都沿用“心理学是研究心理与行为的科学”，至于为什么是这样，似乎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或者西方主流心理学这么认为，很少看到自己的论证。而西方学者所著心理学的教材，不同学者的写作思路和框架则有区别，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与冯特的《心理学大纲》显然不同，铁钦纳的《系统心理学：绪论》与闵斯特伯格的《基础与应用心理学》差别很大，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内容细枝末节的区别，而是为心理学这个学科的价值、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视角，反映了作者对本学科的原创性反思，而这正是学派的灵魂所在。
由此可见，我国尽管已经成为了“心理学大国”，但还没有成为“心理学强国”。究其根源，在于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对本学科基本理论框架反思的基础之上，所作的研究与本土的文化传统没有很好地衔接，从而表现出“有山头、没学派”的现状。那么，我们有必要反思国内的心理学研究为何会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基础。
三、“有山头、没学派”的本质：缺乏独立的中国心理学
我国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曾提到一件事情：1988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一次学术交流期间，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Jerome Kagan)向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西方的心理学完全不存在，由中国心理学家自行发展出一种现代心理学，那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理学？”这件事情让他意识到我国心理学目前所处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拿掉西方心理学及模仿西方心理学所获得的一点研究成果，我们几乎一无所有。⑤的确，从表面看，尽管我国的心理学正在蓬勃发展，每年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是，如果从这些研究中抽掉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我们中国心理学还剩下什么？如果脱离了西方的科学观、方法论和学科价值体系的支撑，我们的心理学还剩下什么？我们基本上就一无所有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心理学概念、理论、研究范式和应用技术，基本上都是借用西方的观点。的确，目前我们无论是在心理学的体制建设方面，如心理学机构的设置(如各心理学会基本都模仿美国心理学会的模式)、心理学分支学科的设置(国内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基本上按照西方的提法，西方没人提及的学科，国内虽然有人提及也不会受到关注)、心理学课程的设置(国内的心理学课程，除非常个别的学校能开设有自身特色的心理学课程外，基本上是引进国外的)等方面，还是学科的知识体系，如基本的心理学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无论是质性研究方法，还是实验法)乃至具体的应用技术，基本全是模仿国外，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的确，西方近代无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方面，进展都非常迅速，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曾在许多方面滞后于西方。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寻求科研的发展，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学习应该是有限度的，并且学习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创造自己的特色。但目前的情况是，在国内心理学界发表的论文中，几乎所有的基本概念或者理论，或者具体的研究范式，如果在外文文献中找不到出处，一般不敢“擅用”；只要国外有出处，则不论此概念的提法是否恰当，或者此理论是否经得起检验，或者此研究范式是否合理，则可直接“引进”。
事实上，国内并非缺乏原创性的思想，但在国内许多学者提出的很多有创见的概念、理论或者范式却难以得到同行的认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研究者宁愿引用国外三流学者的观点，也不愿意关注国内一流学者的观点。难道国内学者的学术水平一定比不上国外学者么？难道国内一流学者的水平比不过国外三流学者么？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设想，如果弗洛伊德生长在中国，他的精神分析体系能否得到国内的认可？马斯洛和斯金纳如果生活在中国，他们的“非科学的”研究范式得出的结论又能否得到国内的认可？现在在国内比较流行的沙盘游戏疗法，如果是中国人创建的，能否在国内得到广泛认可？显然不会。这些国际级的心理学大师，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心理学界，估计也一样会被淹没。而淹没的根源，在于我们目前心理学界的学术评价体系无意识地对西方的依赖，我们一方面缺乏学术自信(这从各大学在科研成果的评价方面过分倚重西方的评价体系和人才引进的待遇上过度重视“海外人才”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产生原创性成果的学术环境还不够成熟。当外文文献成为提出研究问题的唯一合法来源的时候，本土为数不多的闪光的想法自然得不到关注、重视和认可，因而难以形成原创性的思想体系，即使有少部分人有原创性的思想也被席卷而来的学习西方浪潮所淹没。我们在研究技术上追求高精尖，而丢掉了真正能让这些高精尖的仪器发挥作用的东西——原创性的思维方式和鼓励创新的学科评价体系。目前国内的重要心理学学术期刊，满载基于“尖精技术”的“科研成果”，甚至某些期刊和项目评审时将是否使用“先进仪器”和复杂的统计作为衡量文章或项目的标准之一。又何曾想过，无论是这些仪器，还是使用仪器过程中的实验范式，有多少是我们自己原创的？今天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与几十年前心理学学术期刊中言必称巴甫洛夫有何区别？现在全国各大心理学科系都以拥有最新的仪器作为本单位实力的象征，殊不知，对那些国际一流的心理学大家而言，始终是思维支配技术。对皮亚杰、斯金纳、冯特等人而言，让后人折服的首先是实验设计所表现出的创造性而非实验仪器的昂贵程度。不可否认，今天心理学研究的大环境已经有别于几十年前，但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科学研究的原创性的基点都只是学者们的思想而不是仪器。因此，无论是过分依赖于仪器，还是过度依赖于国外，都无不凸显我国心理学独立性的缺乏。
事实上，国内心理学缺乏独立性和原创性，已经被许多学者所意识到，比如申荷永教授、汪凤炎教授和郑荣双教授等人就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国内心理学缺乏原创性的浮夸氛围，认为当前中国心理学研究成果原创性缺乏，致使中国心理学在国际心理学界处于一种“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尴尬局面，我们在过度模仿西方心理学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权，同时也放弃了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的机会，目前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只是用西方的言说方式对中国人的心理进行解读和建构。⑥心理学家黄希庭教授认为：
目前我国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也与我国五千年积淀的丰厚文化不相称，我们很少有自己的理论和模型。中国心理学界有的人很怪，以引用外国人的论文为荣，即使我们的学者早已发表该研究领域的论文也不引用。……中国人的心理学要研究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在知识上有创新，在应用上有进展。在中国化的心理学研究的初期阶段，研究成果可能很难得到外国学者、甚至中国同行的认可，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学术自信，不要妄自菲薄。⑦
但是，少数学者的真知灼见，可能很快照样被淹没在虚假的繁荣和急功近利的喧嚣之中。
回顾近百年的学科史，中国心理学为世界心理学贡献了什么？除了复制，除了换批被试复制研究，去证实或证伪外国人的观点(即便推翻了别人的观点，也没见提出多少新的理论体系)之外，还有多少能够写进世界心理学史的成果呢？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心理学的发展过度依赖西方心理学。
当然有人会说，西方的心理学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们需要先学习他们，然后再建立自己的心理学。当然，对于任何从国外引进的学科都应该有这样的学习过程。但是，当今国际心理学的中心在美国，事实上，心理学也并非美国土生土长的学科。美国的经验应该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如前文所述，科学心理学于19世纪末诞生于德国，当时的美国学者也曾一度唯德国马首是瞻，以在德国获得心理学学位为荣。但在短短二三十年之后，美国很快从对德国心理学的依附中独立出来，结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建立了自己的机能主义传统。不仅在心理学方面如此，在教育方面，德国的高等教育在19世纪就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时的美国学者去德国拿学位，也如同我们今天去美国拿学位一样，感到非常荣幸，但数十年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如今，美国大部分学子不再会以去德国拿学位为荣了。甚至在19世纪的时候，德语才是世界通用的科学语言，但20世纪以后，随着美国学术的发展，英语成为当今学术界最通用的语言了。但我们呢，一百多年前，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心理学，引进西方的心理学，今天依然如此；一百多年前，我们以留洋拿学位为荣，今天依然如此(从各大学和科研单位对“海归”与“本土博士”的待遇差异就可以看出)；一百多年前，我们以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荣，今天依然如此。对于国外文化中先进的一面，我们的确需要学习，但美国心理学从欧洲附庸走向独立的过程，从学术边缘地位变成世界心理学大本营的过程，是否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呢？事实上，将外来文化成功内化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形式，在我国历史上已有先例。如佛教原本也是外来宗教，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本土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
由此可见，仅仅因为心理学是“舶来品”，从而推断说我们暂时无法取得独立的理由并不充分。当然，制约我国心理学发展也有客观原因，比如20世纪由于战争和复杂的社会原因，心理学在发展中曾经历过两次大的挫折，前后停滞、中断了四十余年，但即使从改革开放之后算起，通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今天，我们也到了考虑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的时候了，到了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派、为我们自己培养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并在国际上获得更多学术话语权的时候了。除非我们能摆脱对西方心理学的过度依赖，从而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我们才可能真正对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有所贡献，并因而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真正尊重。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杨国枢教授“尴尬的哈佛经历”才不会重演。
四、建立中国心理学派的可能性
要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派，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考虑。
其一，从国际方面而言，西方心理学家试图借助中国的传统智慧和文化补充西方心理学研究之不足。人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因而人的心理就会涉及自然和文化两种机制。在自然机制方面，不同环境下生活的人们的心理机制会趋于相同；而在文化方面，不同的文化则可能孕育不同的心理机制。正是因为这样，心理学不可能像其他自然科学那样，不考虑地区和文化的差异，只考虑人类心理的共同性，因而也就不能直接完全使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了。心理学要实现对“人”的理解，那就必须关涉到不同文化下不同的人。因此，对区别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下生活的中国人的研究，构成国际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C.Triandis)曾经说过：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⑧
在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中，有许多知名的心理学家特别重视中国文化对理解人性的启发。比如著名心理学史家布雷特(G.S.Brett)和墨菲(G.Murphy)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心理学的第一故乡在中国”。此外，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和马斯洛都曾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心理学的精髓和本义。⑨
1929年，弗洛伊德在给中国学者章士钊的信中提到：
以贵国的语言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我的讲义里引用的中国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辞条。⑩
的确，弗洛伊德在论证梦的工作时，是以原始语言的不确定性为理论基础的，但他却认为这种语言的不确定性是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紧接着，他就以中国语言为例来讨论具有不确定特征的语言的实际应用价值，以此来表明释梦的科学性。他提到：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最古老的……中文确有许多不确定性，足以使人吃惊。……有一种主要方言约共有四百个音，因为这个方言约共有四千字，可见每一个音平均约有十种不同的意义——有些较少，有些较多。……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实，就是这个语言在实际上是没有文法的：这些单个音节的字究竟是名词、动词还是形容词，谁也不能确定；而且语尾又没有变化，以表明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时态(tense)、或式(mood)等等。我们或者可以说这个语言仅有原料而已；正好像我们用以表示思想的语言因梦的工作还原而为原料，而不表示其相互间的关系。中文一遇有不确定之处，便由听者根据上下文就自己的意思加以裁决。……然而中文虽有这些不确定性，却仍不失为传达思想的一个很便利的工具，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不确定性未必即为误会的起因。(11)
在这里，弗洛伊德以中文为例，试图表明梦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可能得到科学的解释的。
精神分析的另一位代表荣格，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自传中，荣格多次提到著名汉学家理查德·威尔海姆对他的影响——通过威尔海姆翻译和评论的《易经》，使得荣格对这部中国的古老著作有了系统的了解。在一篇纪念威尔海姆的文章中，荣格说：
1923年，他(指威尔海姆——引者注)受邀来到苏黎世，在心理学俱乐部作了一个关于《易经》的报告。
早在与他相识之前，我就已经开始致力于对东方哲学的研究，大概从1920年起，我开始使用《易经》进行实验。……整个暑假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易经》中的答案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有的话，那心理和身体之间一系列活动的关联是如何实现的呢？我总是遇到令人惊异的巧合，它们让我产生了一种间或同发性的想法(那时候我称其为“共时现象”)。(12)
正是基于对《易经》中问题的思考，荣格提出“共时性原则”，认为这个原则可以弥补“因果解释”的不足。他提出：
《易经》包含了64卦，这64卦包含了阴和阳所有可能的结合方式。对卦的解释构成了与当时的意识状态相一致的无意识知识，这种心理状态又和通过硬币或者蓍草的摆放形成的奇数和偶数的组合相一致。
这种方法和其他预言与直觉的方法一样，建立在非因果的或共时的原则之上。
《易经》的基本假设是，发问者的心理状态和卦象之间存在共时性的对应。
共时性现象证明了，在异质的、没有因果联系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同时发生的有意义的巧合；换句话说，它们证明了一个观察者感知到的内容同时可以被外在事件所表达，而且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13)
荣格认为，这个“共时性原则”构成了“阿基米德的点，从这个点出发，我们西方人的思想观念就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了飞跃”。(14)这个原则是否构成西方人思想的阿基米德点不好说，但至少构成了荣格思想的基础，它为解释集体无意识的意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弗洛姆也曾在《爱的艺术》中引用老子的观点来讨论辩证思想，(15)此外，他曾专门论述了中国的禅宗与精神分析的关系。(16)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本来就受到许多国际知名心理学家的重视。对于一些西方心理学家而言，他们更愿意看到中国同行们能基于自己的文化，修正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并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属于全人类的心理学。如果中国的研究者在考虑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对本土心理资源的挖掘，同时自觉地将本土的思想和文化推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心理学派和原创性理论的出现将水到渠成。
其二，从我国文化传统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当前西方心理学突破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建立立足于我们自己文化以理解本文化中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学提供了可能。在世界上，中国是将自己独特的文化延续数千年而未曾中断的少数国家之一，这就发展出了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行为模式和规范以及解释这些行为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中国传统中本来就有一套解释自己行为的理论体系，从而构成了中国的文化特色(尽管这套体系不一定完全可以用西方“心理学”的标准去衡量)，这种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西方强调主客二分，中国力倡主客统一；西方强调天人对立，中国力倡天人合一；西方主张身心分离，中国力倡身心合一；西方强调重理轻情(以法治为本位)，中国主张重情轻理(以情感为本位)；西方强调自我表里如一，中国人事实上往往是自我表里不一；西方强调以个人为本位(个人主义)，中国强调以家族为本位(家族主义)；西方赞赏理性主义，中国欣赏感性主义；西方推崇自由主义，中国践行自我主义；西方推崇以实利为本位(重利轻义)，中国强调以义为本位(重义轻利)。基于东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那么，用中国的文化以及建立在中国文化中的理论体系去解释中国人独特的心理与行为，比如“尚和”的心态、面子心理、人情观、“缘分”观念等，势必能发展出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从而突破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不足，有效推动国际心理学的进展。从传统研究主题来看，中国的先哲们偏重于社会科学性质的心理学思想；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先哲们较为崇尚知觉和体悟的方法。(17)因此，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心理学理念来建构心理学学科体系的话，这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好与西方崇尚探究分子行为和侧重于定量和实证的方法的心理学理念互补，对于突破当今西方主流实证心理学的困境大有裨益。
事实上，西方的心理学也并非完美无缺，建立在原子论、还原论和实证主义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心理学当前已经招致各方面的批评。比如代表当前西方心理学主流的认知心理学就存在“分离问题”(在有效控制额外变量中使得问题脱离真实情景)、“需要特征”(被试会表现出迎合实验需要的行为特征)、“潜在变量”(忽视潜在变量)、“有限样本”(通过有限样本过度推断)、“计算的心灵”(通过理性和逻辑建构人类心灵)、“抽象个体”(人格抽象化)等方面的问题，(18)这些因过度信奉实证主义哲学观而将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问题使得学科的发展受到阻碍，而我国古代道家、儒家或者禅宗的思想则可能成为治疗西方心理学因过度科学化所引发问题的一剂良药。早在半个世纪前，马斯洛在《科学心理学》中就提出用“道家的科学”(Taoisitic Science)以弥补“控制的科学”之不足。(19)几年后，他在遗著《人性能达的境界》中，进一步将“道家的客观”与“传统的客观”进行对比，认为“道家的客观”(The Taoisitic Objectivity)可以弥补“传统的客观”的不足。(20)有学者统计，就在这部著作中，马斯洛引用“道家”凡三十次。(21)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体系对于弥补当今西方科学心理学之不足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三，从心理学发展的现实情况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人才的培养为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心理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与其他自然科学为提高人类物质生活不一样的是，心理学的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精神生活。如果物质生活首先解决的是人类的“生存问题”的话，那么精神生活的提高则是解决“生活问题”。在人类的发展初期，生存问题比生活问题要紧迫，因此，自然科学总体要先于人文社会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而心理学直到19世纪末期才姗姗来迟。由此可见，心理学必须要到人类物质生活较为丰富，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才能彰显发展的意义。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了国际第二大经济体，在人们吃饱肚子之后，提高精神生活的迫切性就凸显出来。这样，无论从重要性还是可能性，现在加大发展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近年来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对心理学的重视也能印证这一点。另一方面，学派需要大师，但学派中的大师不是“制造”出来的。如果有了原创性心理学思想的学术环境，随着原创性成果的增加，学派建立所需要的学术领袖——大师——自然就会产生。尽管我国目前缺乏世界级的心理学大师，但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要“制造”大师，而是需要培养大量的无名英雄，只有在无名英雄遍布心理学界时，国际级的心理学大师才可能会应运而生。而目前，我国大量的心理学从业者和研究生，则为培养大量无名英雄提供了可能。
在当今国际心理学的发展中，外国学者们希望通过学习中国文化以弥补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不足，而我们独特的行为模式和文化传统以及当前迅速发展的经济为满足国际心理学发展的这种需要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时候，解决中国心理学“有山头、没学派”，摆脱对西方心理学的过度依赖，从而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体系的机会成熟了。
①近代心理学于1879年诞生，一般把此前的心理学称为“哲学心理学”，此后的心理学称为“科学心理学”。所以，一般讨论“心理学”就是指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于1879年诞生之后的科学心理学。
②参见舒跃育：《“有山头，没学派”：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5日，第A04版。
③参见肖永平、徐锦堂：《中国法学流派的创生和珞珈法学派的可能》，《学术界》2006年第1期。
④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创性理论体系的建构，尽管国内有学者在不断努力，但基本属于个别行为，很少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个别学者也因此被视为“另类”。
⑤李桦：《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心理学——访台湾大学杨国枢教授》，《开放时代》1996年第3期。
⑥参见申荷永：《中国心理学现状与发展之我见》，《社会科学家》1990年第3期；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郑荣双，叶浩生：《中国心理学原创性的缺失及应对策略》，《心理科学》2007年第2期。
⑦黄希庭：《谈科研、学习与修养——与研究生的随谈录》，《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⑧转引自万明钢：《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7页。
⑨参见申荷永：《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⑩欧文：《弗洛伊德传》，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年，第621页；原始资料参见燕国材主编：《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第4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1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1—182页。
(12)荣格：《梦·记忆·思想：荣格自传》，陈国鹏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28页。
(13)荣格：《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关群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308、359、362页。
(14)荣格：《人、艺术与文学中的精神》，姜国权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第68页。
(15)参见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62—63页。
(16)参见铃木大拙、弗洛姆等：《禅宗与精神分析》，洪修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17)参见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参见费多益：《寓身认知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20页。
(19)Abraham H.Maslow,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A Reconnaissance,New York:Harper &.Row,1966,pp.95-101.
(20)马斯洛：《人性能达的境界》，林方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24页。
(21)李绍崑：《中国心理学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页。 上一篇：网络扶贫为农民“拔穷根” 下一篇：心理学研究中的可重复性问题：从危机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