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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柏拉图


2018-05-17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周心怡

摘 要:孔子是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的先锋,柏拉图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的开拓者。本文通过对他们政治思想中的“礼”与“正义”、政治制度、政治主体以及政治理想的框架性比较,概括出他们政治思想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并总结他们对中西政治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孔子;柏拉图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4-0057-03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人有关思维本身的问题包括:真理是什么?真实是什么?世界由什么组成?简而言之:这是什么?在希腊人参与的西方世界中,真理被理解为知识,追寻的是事物之永恒及实体所在。中国哲学家提的问题却是关于“哪儿”:道在哪儿?中国人早就接受世事的变幻才是永恒的观念,因此以寻道来适应这个变幻的现象或表面真实。对中国人来说知识非抽象而是具体的;不是表象式,而是作为道或途径的知识,是一种实际技能。 
  古希腊人想要寻根究底,最终构成事物存在的事实、原理和理论。而中国先秦思想家则旨在寻觅那些促进社会和谐的行为模式,对于他们而言,真理最重要的培植人的品性,而非推论的命题。他们并不执着于对运动变化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是孜孜以求地去体验世界而非理解世界。对孔子而言,思维不是抽象推理的过程,而是彻头彻尾的一种语言学上的述行过程,即行为的直接结果是达成某一实际效果,及所谓的“经世致用”。先秦的思想家并不把思维视作跳离经验世界以成就客观性的手段,而是一种基本上讲求综合、具体而微的行为,以便充分发挥现存的一切可能性及有利条件。中国哲学没有提出本体论主张,这意味着“万象”之后无“存有”,“多”之后无“一”,“现象”之后无“真实”。有的只是恒常变化,周而复始的过程,令世界多少显得连贯而确定,但由于世界固有的不確定性,又多少变得新奇及出人意表。真实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建基于具体观察及经验之上。中国思想家的真实是内在的,不会受制于绝对客观的原则。他们不用规范来促使人们产生恰当的行为反应,而会用形象、典范、类比、比喻去进行交流,进而建立人际关系。他们一般不会区分真实和事实,因为他们相信,原则是否有效,只能通过实际事件来检验。 
  对于柏拉图来说,世界的运行、天体的转动、四季循环,这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种秩序规律,这正好支持了他所相信的道德与理性心灵方是宇宙主宰的主张。他在为伦理准则寻求普遍定义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理念论”,并以此作为所有知识之基础。苏格拉底为普遍永恒的伦理准则寻求定义,是为了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柏拉图却把老师的追求转变为一种本体论的要求。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分类项目必须具有一个根植于超越物件或“理念/形式”的参考点。不仅是道德真理的知识需要服从这样的“理念”,所有自称为知识的主张都必须服从。柏拉图声称最高级的知识必须符合两个主要条件:普遍性(客观性)和永恒性(不变性)。换言之,知识不可因观点不同而对立,真正的知识从任何角度看都应该是真实的;知识不会因时间而变。古希腊哲学家追求真理与知识的热忱令人钦佩,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们立下决心,要在思考时做到寻根究底、分析微细、逻辑明确,同时极力排斥那些根据感官经验获得的知识,认为都是虚妄的,既不够恒常,也不够真实。正是希腊哲学家这种坚持,人类才得以受惠于他们在逻辑、数学、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贡献。由于早期希腊哲学家排斥实际的感官经验,轻视因果,这种态度也对西方世界造成持久恶果。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才重新采取更加包容的思考方式。即使这样,几个世纪以来,二元对立思维仍在影响着他们。 
  中西哲学方面的差异还体现在个人、社会、国家的关系上。例如,霍布斯相信人本恶,所有人处在困乏的生活环境中,都受制于正直公平的自然法则。他认为这种生存状态十分可怕,人不得不团结起来,拥立一位领袖,并受其管制。霍布斯认为,政府的正统地位来自受管制人民的权利,而非来自皇帝和神权,也非统治者天生优越,社会由契约而产生。社会契约根植于于一个根本假设:个体为了维护大自然最基本的权利,即保存肉体的生命,同意放弃非分欲望、妄自尊大和贪慕虚荣。此外,公民社会不仅应确保人民有权享受治安环境,更要通过私有财产的制订和保护,保障那些既勤奋又明理的人有权为所有人创造财富。自由社会除了订立这些规则保障彼此的基本权利之外,不会考虑为公民制定任何正面的保障,或某种较为优越、值得大家向往愿景。正是基于这种人性理由,20世纪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杜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约翰·罗尔等,才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其中个体既相互关联,也与整体社会息息相关,一如细胞组成的器官,器官再组成有机体。杜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提出了一套有别于我们先前讨论的社会观。杜威集中研究个体交往时的特色,而非探讨如何保持社会各独立存在的实体如何分界,他阐释了是社会如何由人类组成的,靠的是组织。在此,“社会”与“社群”之意义汇合成为能培育个人与社会成长的共同生活方式。杜威说的社群并无严格界限,也非一成不变,因为令社群凝聚的不是类同成分,而是不同成员的沟通。好像每个人都具备“神的眼界”,创造并深化着无限的视野。这种兼收并蓄的社群不会容纳不下歧见,反而更需要千差万别的人群,才能发展兴旺。杜威对社群、社会和个体的见解,跟早期儒家思想有某种契合。 
  中国哲学与西方发展背景不同,因而于西方有很多差别。儒家的德行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实用倾向为中心,强调人与人相交、合作、互容、互惠互利、彼此尊重,也注重人民和睦相处,使万物融洽共存,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家著书立说的重要依据。在西方哲学中,由于相信宇宙之单一秩序,他们更追求自然和社会连贯统一,亦即理性或逻辑秩序。相反,中国哲学追求的美感秩序,在万物和谐中寻找构成宇宙的无数独异之物,包括人类自身。和而不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再三申明,要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务必在歧异多样之中追求协调。和而不同也是中国历来的政治主张。《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党”,即反对从政的人朋比营私。孔子提倡社会要达到和谐,需考虑各参与者的不同意见。容忍异己,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务求每一个体显现其独特之处。最佳的和谐状态是社会所有成员各安其位,所有人不受干扰,这是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和谐。在个人权利和个人义务上,儒家也与西方哲学取向不同。儒家不注重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所强调的个人权利,而强调个体对国家社会的义务或责任,至少在理论上,这种责任要求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一样的,主张在社会交往中忠诚待人,在遵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徒关系的基础上和睦相处。孔子与老子都主张政府不可以惩戒为施政手段,国君需戒奢靡,慎防权力欲太盛,任意妄为,刚愎自用,自满自大。儒家和道家也强调克己,尽管对克己的理解上有出入,因为儒家视现实为天意的表现,而老子则把现实看成天道或自然之道。由于孔子及其弟子很清楚政治权力的真正基础,所以从不会忽视人民的力量,总要为民请命;也从不把政治权力看做目标,只视之为手段。儒道传统以及中国文化均带有反战色彩,看重预防而非攻击。如在《大学》就写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以利民为念,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民主也不过是手段,而非目标。 
  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创造了“乌托邦”一词,他还设想在美洲一个子虚乌有的岛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这与儒家的科层制福利国家、道家的小国寡民如出一辙。《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儒家理想的社会,它也是古代中国人所向往的一种人人平等的福利社会。孟子后来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大同理想,提出井田制。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描绘了中国道家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会。许倬云认为这个故事中的社会是另一种理想社会,完全与外界隔断,无需缴税,没有政府,连知识也不需要,这个道家的乌托邦正好为儒家的大同社会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许倬云所说的第三个乌托邦式的自足的社会,是儒道两家乌托邦的折中,它不是桃花源那种无政府社会,靠善意维系,而是一种需要自我管制的社会,只不过这个自治是在社群的层面实施的。许倬云的三个模式都有别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西方的乌托邦通常是一个城邦,而中国的则往往是个单纯朴素的小农村,代表着中国人对质朴自然的向往。此外,中国的乌托邦如果不是一个为实现公正社会的蓝图,就是一个处于与世隔绝的隐地,人民可以自行掌握命运,是人民对自由平等的一种渴望。 
  在历史上,由于东方农业经济形态与西方游牧经济形态的不同,造成了两者文化哲学与思维倾向的差异。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但作为人类优秀文化,两者都极具价值,都是世界优秀文化的代表。中西方应该相互学习,尤其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吴大品.中西文化互补与前瞻——从思维、哲学、历史比较出发[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3〕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4〕王晓朝.柏拉图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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