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两年台海形势急剧恶化，不少人便开始怀疑抑或担忧我们究竟还能否用“一国两制”构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以为，尽管这两年台海形势的确一直朝着不祥的方向发展，但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纵然我们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仍需要实施“一国两制”构想。
　　一、“一国两制”构想最初就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并给予台湾以更加优厚的条件，那么，“‘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1］（P362） 恐怕再没有比“一国两制”更合理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了
　　虽然我们已经用“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但这一伟大构想最初却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
　　（一）在祖国统一诸问题中，台湾问题首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新中国有两大历史遗留问题，一是香港、澳门问题，另一个就是台湾问题。对于香港和澳门，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对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表示暂不收回，以为我与外界联系的一个通道。所以，建国后香港和澳门问题便基本上一直被搁置着，直到1979年3月英国开始主动试探我们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而对于台湾，中央的态度一开始就很明确：“解放”。但由于美国的插手，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化，美国的态度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从1955年8月到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共进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可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尼克松上台后，美国开始主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经过福特政府的犹豫，卡特政府终于在“废约、撤军、断交”诸关键问题上与我达成共识。1979 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同日，我福建前线也部分停止对大、小金门和大、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解决台湾问题有了新的契机。于是，解决台湾问题首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并与反对霸权主义和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起成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
　　（二）为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
　　那么，用什么具体途径来解决台湾问题呢？早在1978年10月8日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邓小平就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2］（P369） 同年11月4日，邓小平又告诉缅甸总统吴奈温：“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2］（P430） 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首次放弃使用“解放”一说。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重申“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3］ ，并指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但决不承诺“根本不使用武力”。［4］ 这就是“一国两制”构想最初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宣布了九条对台方针。对此，翌年1月11日，邓小平便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离开过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始终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着眼点和最后落脚点
　　尽管由于台湾当局立场顽固，特别是由于美国继续从中作梗以及因为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时机也紧跟着成熟，遂使我们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实践重心一度发生转移，但“一国两制”构想本身在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台湾问题，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始终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着眼点和最后落脚点。从1982年9月22日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表明“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迄1990年9月15日通过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再次呼吁“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至少有31篇、次重要公开讲话或谈话涉及“一国两制”构想，而其中涉及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的篇、次数一样多，都是22篇、次。如果若论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公开讲话或谈话的总篇、次数，那无疑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篇、次数居多。［5］ 作为“一国两制”构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邓六条”就是邓小平在我们已经着手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过程中而提出来的。也就是在此六条设想中，构想给予台湾以更加优厚的条件。那就是祖国统一后，台湾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即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都由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既如此，“‘一国两制’构想对台湾有什么损失呢？”恐怕再没有比“一国两制”构想更合理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了。
　　二、“一国两制”构想已经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有类似争端的国家产生良好的反响，这就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是行得通的，“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1］（P102） 
　　虽然我们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问题暂时遇到了困难和挫折，但却已经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便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构想不仅仅是个“构想”，它是行得通的。
　　（一） 香港、澳门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鸦片战争后，香港陷于英国之手。应该说，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有可能收回香港，然而却都没有完成这一使命。新中国建立后，为了打破西方的包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也确定了“暂时不收回好”的策略。但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7月1日，香港终于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553年，葡萄牙人强租澳门，1887年强占澳门。1999年12月20日，经过同样的努力，丢失了四百多年的澳门也如期回归祖国。
　　（二） 我们就是用“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
　　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试探性接触从1979年3月即拉开帷幕，但正式谈判却是从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的。1984年9月24日，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谈判结束。区区两年时间就解决了一百多年、好几代人未能解决的问题，真是奇迹。那秘密何在呢？且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1］（P85-86）对此，在香港交接仪式上，面对四千多位中外嘉宾江泽民予以充分肯定。他说，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所指明的方向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早在13年前，即1984年也予以同样肯定。而澳门问题的解决更加顺利，只用了十个月时间就大功告成。在澳门交接仪式上，葡萄牙总统桑帕约指出，将两国因应新情况而需改变的改变过来，同时又确保了澳门原有特色的延续，充分体现了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及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智慧。由此可见，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也归功于“一国两制”构想。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中取得巨大成功，并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有类似争端的国家产生良好的反响，这便充分证明它是行得通的，也完全可以用于解决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构想刚提出来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我们用“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便充分证明它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 ［1］（P102） 而事实上当我们用“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后，世界上一些存在类似争端的国家，如与英国有马岛之争的阿根廷、与英国有直布罗陀之争的西班牙以及也面临统一问题的朝鲜等国也都纷纷表示，要尝试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它们各自的问题。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一国两制”构想的确是能够行得通的，“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如果要稳定，不用战争解决台湾问题，只能采取这种方式。至于不仅台湾当局，不管是过去的国民党还是现在的民进党，甚至一些台湾普通民众，至今既反对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也不接受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并非“一国两制”构想本身不科学、不合理、行不通。而在于在台湾当局眼里，无论用何种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都是他们利益的最大损失。于是，他们便极力利用自近代以来，先是日本的占领，接着又是两岸之间的对峙，使台湾同胞尤其是一些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对祖国大陆的接触与了解少了，遂不免对祖国大陆多少产生某种隔膜和疏离感而大肆进行蓄意挑拨和反动宣传，从而误导了他们所致。当然，这里也有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特别是对民进党“台独”势力缺乏应有的认识和打击力度。今后，我们首先要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善于审时度势，巧用外部压力，重视内部分化，充分发挥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港澳同胞的榜样示范作用，尽最大努力保护好前来祖国大陆创业、学习、观光或认祖归根的台湾同胞的各种合法权益，以充分发挥台湾同胞自身的鼓吹带动作用。要知道，目前，台湾同胞已经在祖国大陆创办了六万多家企业，仅2004年头七个月来青岛的台胞就达一万六千多人，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有三十多万台胞定居，以至在台湾都流行“如果你不想受shanghai（伤害），就请赶快去shanghai（上海）”这样的谐音民谣，“上海热”一直不减。
　　三、战争不是儿戏，自古兵非好战，尽管台湾当局执意分裂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们还是应当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作和平统一的最后努力，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言战事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按道理，对台湾当局的倒行逆施，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我国有句老话也说得好：投鼠忌器。所以，对台湾问题我们还是应当按照“一国两制”构想作和平统一的最后努力。
　　（一）用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世界进步潮流
　　冷战结束后，虽然地区性冲突始终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恐怖主义日益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大敌，但总体上说，世界形势还是朝着有利于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当做本国的头等大事来抓。中华民族自古就酷爱和平，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还在1984年10月31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邓小平就十分精彩地分析：如果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会给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巨大好处。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爆发性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做美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1］（P97）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到目前为止，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并没有改变。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面临新的挑战。我国已进入人均GDP一千美元至三千美元的阶段，根据国外的经验，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面临两种结果，两种前途：搞得好，经济快速增长，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搞不好，经济徘徊不前，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所以，本世纪上半叶，至少头二十年，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首先聚精会神搞好国内建设。
　　（三）尽管台湾当局一意孤行，却毕竟还未敢彻底触及我们的底线，美、日等国也没有公开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错，这几年，以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想方设法分裂祖国，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真是嚣张到了极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下，无论怎么表演，到目前为止，台独分子却毕竟还未敢直截了当地宣布独立。尤其是国际社会依然普遍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美、日等国，尽管其在台湾的“地下”活动更加频繁，对台湾当局的态度更加暖昧，却毕竟还没有公开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有鉴于此，我们自然还是应该在作好最坏的打算的同时，仍要以最大的诚意，继续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必须牢记清朝末年，一些轻狂的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不顾国力，轻言战事，却又不好好备战和认真作战，甚至视战争如儿戏，结果招致更大的耻辱和更多的损失的惨痛教训。也许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中央关于用“一国两制”构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至今未变。
　　四、纵然我们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了台湾问题，中国仍需要实施“一国两制”构想，“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1］（P358） ，“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1］（P362） 
　　众所周知，“一国两制”是与和平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为什么在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后仍要实施“一国两制”构想呢？这是因为，纵然我们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那也只是为了打击台独势力，避免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而并非像我们以前所说的那样要“解放台湾”。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保卫与解放，双管齐下，只能引起更大的混乱。
　　（一）在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后仍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重新缓和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本来，我们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这是包括台湾2300万人民在内的以大陆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与在台湾的一小撮中华民族的败类的斗争，但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由于自近代以来先是日本的占领，接着又是两岸之间的对峙，特别是由于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蓄意挑拨，便很容易在对大陆尚缺乏充分了解的台湾广大普通民众中，造成此乃大陆仗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压迫台湾的假象。而在这样的民众基础上，如果还要进一步改变台湾的现状，即进一步改变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那无疑只会加深这种错觉，从而更加重台湾对大陆的对立情绪。其结果，台湾必将变成一个很萧条的台湾，后遗症很多的台湾，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台湾。事实上邓小平也曾经指出，解决台湾问题两手都不能排除，要力争用“右手”解决，即用和平手段解决，因为“右手”力量要大一点，实在不行，只好用“左手”，即诉诸武力，但即使用“左手”解决，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改变，你强迫它变干什么？强制它变，效果并不好。［6］
　　（二）在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后仍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重新缓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正像邓小平所揭露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台湾当做自己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也正因为这样，美国不仅处心积虑地要我们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也积极阻挠我们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压根就不准我们解决台湾问题，以从中渔利。既如此，如果我们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是被迫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这已经意味着我们和美国直接冲突了。而在此情况下，如果还要进一步改变台湾的现状，即进一步改变台湾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以及美国在台湾的投资等，那岂非更加深了我们与美国的冲突？事实上我们只想粉碎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而并不想进一步恶化或干脆斩断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我们还需要美、日等国的资金能继续留在台湾，还需要在国内外其他事务中继续与美、日等国合作。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作到“有理、有利、有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邓小平.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的演说［N］.人民日报,1979-2-1. 
　　［4］邓小平.会见美国广播电视界雷诺兹时的谈话［J］.世界知识,1979，(5). 
　　［5］根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编《邓小平论祖国统一》（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统计。
　　［6］潘叔明.“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82-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