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占有量低下是造成其群体水平社会流动的原因所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民工社会流动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占有量、社会关系强度、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社会地位等机制相关。进城农民工工作、生活的经验性、情境性、社会性和突发性不断凸显,这为农民工转化学习提供了环境。转化学习打破了以往成人学习的书本化倾向和知识的狭窄性而日益凸显其强有力的社会适应性并伴随着社会流动现象。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并接合农民工社会流动现状,以社会资本为桥梁,探索进城农民工社会流动与转化学习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做初步的模型构建。
【关键词】进城农民工社会流动；社会资本转化学习；机制研究；
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1］。“乡村———城市”的大规模的外出农民工流动，是处于社会底层或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民们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理想的情况下，农民工流入城市就有可能获得改变其自身命运的机会———增加经济收入和谋求职业发展而改善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2］。可实际情况却是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过程充满了艰辛与阻碍，不知不觉中还成为了城市弱势群体的主体之一。如何解决农民工的流动困境，引导其合理有序流动，不仅是破解农民工问题的现实之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社会流动的研究范式实现了物质资本范式、人力资本范式和社会资本范式的转变［3］。物质范式研究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困境与他们物质的匮乏和收入的低下有关，因而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解决策略，但是农民工群体对于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恩泽”并不能实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4］。人力资本范式研究则重视国家对教育功能的正视而鼓励教育的包容性发展如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扩招等。这种语境下，作为社会底层成员的农民工因代际传承很少有因教育诸权的获得和改善而出现向上社会流动，而社会上层成员则通过教育再生产机制不断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社会资本范式研究者认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其社会行动及行动的结果具有重要作用，进城农民工因社会异质社会资本的匮乏和同质社会资本的“困扰”难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本文将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并综合农民工社会流动现状，试图以社会资本为内核，探索农民工社会流动与转化学习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做初步的模型构建。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现状的阐释社会资本理论是有关个体或群体的社会网络资源状况，以及如何获得和使用这些资源以取得理想的行动成效的系统理论。皮埃尔·布迪厄是首位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表述的人，他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5］。”科尔曼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类似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便利的作用。亚历詹德罗·波茨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在与自身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中或更宽广的社会系统中获取所需资源并获得行动成效，而获取社会资源的这种能力是动态存在的。林南认为，在个体在有目的的行动过程中，其所在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可利用的和可获得的资源即为社会资本。从而可以得出结论：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系统中；个体或群体能动地通过自身的社会角色与地位获得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通过行动的成效而彰显其价值。
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地位的升降变化即为社会流动。由较低的社会地位实现向上层等级的转变为上升社会流动；从较高的社会等级“滑落”到较低的社会等级为下降社会流动。结合社会流动的含义不难理解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是指进城农民工群体社会经济能力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目前，国内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以水平流动为主，集中体现为职业和地域空间的流动，而并未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的提升，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不利的制度环境如城乡“二元体制”和在此二元体制下形成的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思维，农民工人力资本劣势（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单一）外，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匮乏这一因素值得研究。
（一）社会资本命题：个人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理论及其对进城农民工水平社会流动的阐释该命题揭示了个人和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个人或群体的行动越容易成功。因为进城农民工群体很少、甚至不参加城市的各种活动，尤其是在关系自己命运的诸多重要决策层面上没有发言权等因素造成了群体社会交往范围的狭窄和空间的封闭，因此不可能获得丰富的、高质量的社会资本。进城农民工群体社会资本的匮乏造成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缺乏内部支撑与外部援助［6］。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农民工群体改善自身境况、向上层社会的流动的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机会越来越渺茫。
（二）关系强度命题：个体与社会关系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关系强度决定其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利用程度社会成员能否获得所期望的社会资源与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相关—越是居于人际关系网络的核心或上层，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就越多，反之，则越少［7］。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关系网络主要都建立在以家人（血缘）、亲属（亲缘）、朋友（业缘）等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上。交往的对象都是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这种同质性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为进城农民工群体快速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了最快捷的社会支持，但是由于它突出的同质性特征，可调动和利用的社会资源也就十分有限，更不可能与社会上层关系网络实现互动。进城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弱势境况使他们缺乏先赋性的社会资源，在城市生活中更处于不利地位，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通道，只能实现以职业变动和空间流动为特征的水平社会流动。
（三）地位强度命题：个人起始的社会地位越高，越容易获得社会资源，使行动获得成功地位强度命题说明：越是处于有利社会地位的人，在获取和利用优质社会资源时占优势。在社会分层体系中越往上走，人数越少，而所拥有的权力、地位和声望却越高。社会地位越显著，发展社会关系就越容易，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8］。先天的继承和后天的努力共同决定了个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由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对进城农民工非包容性而造成这个群体社会资源的匮乏。进城农民工匮乏的社会资本因素和城市的诸多排斥综合在一起，使得进城农民工社会流动雪上加霜。此外，由于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性：如果父辈所处的是一个社会资本羸弱的家庭，那么后代可以继承的先天性社会资源同样匮乏，在这种条件下，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后代就更不容易实现社会流动。这种现象鲜明地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父辈社会资源的缺失而难以摆脱走其父辈们已走过的路的结局。再者，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通过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一步固化，这种固化的社会地位在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环节中发挥作用，形成了社会地位高的个体或群体拥有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资源，反之也成立。这也是城市农民工因其所处的社会位置低下而导致社会资源匮乏和向上社会流动乏力的原因。
（四）位置强度命题：个体或群体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更容易获得成功若行动者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则更容易获得成功。社会关系网通过特定的节点将不同的成员联系在一起，关系网中关键节点的缺失将导致关系网的断裂。在结构洞理论中，伯特指出，若个体仅与网络中的部分个体有联系，而与其他个体则不存在联系，这样一来，整个网络中就出现了某些个体与另外一些个体联系断裂的现象，就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一样，称为“结构洞”［9］。
如果个体占据了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结构洞）—联接着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群体，那么该个体就获得了这种特殊状态所赋予的对信息和资源的优享与控制。广大的进城农民工由于社会资本的匮乏，在资源分配的时候与其他阶层发生了结构上的“断裂”，也就割断了自己利益表达和能力发展的渠道［10］。在城市建筑领域内，部分农民工的老板或包工头因处于建筑公司（集团）与广大的民工之间，因而他们能综合利用多种社会资源实现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身份的变更，恰好从侧面说明了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其社会流动水平的影响，而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很难处于这样的社会关系网位置上，因而不可能实现高水平的社会流动。
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对成人学习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转化学习愈来愈成为成人理性地适应社会、质疑自我并走向成熟的途径。为此本文结合转化学习的研究成果将继续讨论农民工转化学习与其提升其社会资本能力之间的问题。
二、农民工转化学习与其社会资本之间的机制阐释转化学习（TransformativeLearning）也被称为嬗变学习，其思想和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首倡者梅兹诺（JackMezirow）在整合建构主义学习观、知识观，认知心理学理论、批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梅兹诺将转化学习定义为：“转化学习是一个进行批判性地自我反思自己原有的（默认的）假设、期待等相关方面，并对如何评估其适当性做出解释的学习过程。”当个体面临诸多的期望或困境时，试图重新解释一个已有经验或者建构一个全新的经验，进而对已有的经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或“看法”，实现对原有经验的超越，进而达到学习的目的。而成人已经拥有的交际、思想、价值观、情感等这些经历构成了他们看待事物的参照体系，也限定了他们的生活世界。当个体反省其生活中所经历的事件及其背后的假设或期待并发现这些假设有错误或“不尽人意”时就会去修订它们，个体的学习者更倾向于建构一种更全面的、有差别的、反思性的、具有经验整合的全新的意义观念体系。
梅兹诺将转化学习细分为10个环节：分别是经验到两难困境、自我检验、针对假设进行批判性评估、将自己的不满与类似经验的他人或议题发生联系、探索可能的选择、建立新角色的能力与自信、计划行动方针、获取技能及知识、努力尝试新角色并反馈评佶、根据新观点的条件重新融入社会。
在城市生活中，劳动者主要通过受教育和工作技能实现向上流动，然而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受教育权的缺失和学习权利的不易获得性，迫使农民工不得不更加认清社会现实和自身问题进行转化学习，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棱角”从而更加适应社会和让自己成长。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民工要想实现“高收益”的社会流动需要以下四个条件的保障：占有定量的社会资本，拥有一定强度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化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识，实现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位置的跃迁，而这四个条件的改善与转化学习均有着密切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国务院：http：//www.gov.cn/xinwen/2015-04/29/content2854930.htm
［2］王春光.中国农村社会变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1996.
［3］［5］［6］［7］［8］［10］李涛.社会资本与弱势群体社会流动机制选择［J］.江汉论坛，2012，（2）.
［4］王春光.快速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社会矛盾［J］.江苏社会科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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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进城农民工社会流动与转化学习机制研究
2016-10-26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 作者：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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